中国的特殊经济空间

作者：刘卫东等著

页数：249页

出版社：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2

ISBN：978703069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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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根据现有资料系统分析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重要功能平台的发展基本特征, 并通过汇总、整理进一步聚焦, 重点梳理国家级新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自贸试验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自主创新示范区、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边境经济合作区等、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海关特殊监管区、海洋经济发展试点、产城融合示范区、临空经济示范区等13类重要功能平台的发展态势、相关政策措施、空间格局演化及其区域发展的影响, 以便明确当前重要功能平台发展与建设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 本书结合党的十九大报告分析重要功能平台进一步发展的时代背景, 探讨重要功能平台的发展方向, 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本书特色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刘卫东研究员的新作。该书从长周期视角， 把”中国模式”与中国的经济空间变化联系起来， 深化对两者的认识， 既为”中国模式”增添空间色彩， 也为经济空间变化深化体制机制的解释。

目录

节选

第一章中国模式与中国经济空间演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世界历史上罕见的高速增长。1978～2019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近39倍，从一个经济弱国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商品出口国和第三大对外投资国。这种变化不但大幅度地提高了中国的国家实力和国民生活水平，也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地表空间（包括土地利用、河流与湖泊、生态系统、城市、农村等），深刻地影响着未来的发展。变化之剧烈，无论对于身处变化之中的国内学者，还是对于作为“局外人”的国外学者，常常令他们感到应接不暇。很多社会经济现象转瞬即逝，甚至来不及让人们仔细观察。当学者们还在探究外资对中国经济发展和空间变化的影响时，中国很多地区已经出现了产业向海外转移之潮。从改革开放之初的引进外资，到当前企业“走出去”的大幕拉开，中国刚好经历了一个经济全球化周期，即以三四十年为周期的全球产业转移。总的来看，中国经济增长早已进入“新常态”，预计各种变化逐步趋缓，现在是可以全面梳理过去40年中国经济空间变化过程及其机制的时刻了。 尽管过去四十多年国内外学者持续关注我国经济空间的变化，包括区域差异、产业空间变化、城市空间扩张、产业集聚和产业转移等，但是由于变化的速度非常快，当回顾这些变化时会发现一些经济地理现象只是中长周期变化中的“浪花”。只有剥离这些“浪花”，才有可能认识中国经济空间变化的长期趋势。同时，这种中长期空间变化与国家改革开放特别是国家治理结构的不断变化密切相关，而且两者相互作用。而透视国家治理结构视角下的经济地理现象，既要探索市场机制下影响经济地理现象的因素和机制，也要分析政府的空间治理手段和措施，还要研究社会参与在空间治理中的作用。其中的实质问题是资源要素如何在不同地点或不同区域间进行配置。从众多传统的细分影响因素中抽象出较为综合的因素，获得较为宏观的驱动机制，可以更好地认识我国经济空间变化的长期趋势。 过去四十多年我国经济地理学的发展，一方面受到国家需求的驱动，开展了大量面向实践的研究工作，对国家和地方层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为国家有关战略决策提供了重要的科技支撑；另一方面受到国外研究潮流的影响，如“制度和文化转向”“关系转向”“演化转向”等，在产业集群、跨国公司、创新、研发等方向上产生了大量研究成果。尽管这些受“转向”影响的研究很重视制度和文化因素对发展产生的作用，但是研究因素往往是地方尺度的。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其中主要是经济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这两个相互关联的要素。经济全球化使“全球-地方”关系变得异常紧密起来，让国家似乎变得无足轻重了；新自由主义则推崇自由市场机制，轻视政府干预的作用。直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随着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冷却，国家尺度的因素和变化才又回到主流研究者的视野中。特别是在“多元化资本主义”（Variegated Capitalism）学派中，国家治理被置于重要位置。这种变化的内在含义是，经济空间变化一定发生在国家治理结构之中。从国家治理结构视角探究中国中长尺度经济空间变化规律，也是对中国经济地理学理论研究的重要补充。 第一节关于中国模式 伴随中国成长为全球经济大国和塑造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重要力量，西方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转换视角来观察和研究中国，关注中国经济发展道路和动力机制的独最性，即所谓的“中国模式”。此前，西方主流学者一直认为中国成功的发展是新自由主义的果实。例如，大卫 哈维就在其《新自由主义简史》一书中将中国的改革开放列为新自由主义到来的标志性事件（Harvey，2005）。国内学者也大多关注市场化改革及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当前“中国模式”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说明，此前基于新自由主义视角对中国经济发展及其空间变化的研究实际上是狭隘的。当然，这个争论也与西方学术界对新自由主义的反思有关。例如，福山（2007）对于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的讨论，让西方很多学者重新认识到政府的作用。刘卫东将“中国模式”归结为中国特殊的治理结构，提出只有从市场、政府、社会、法制四个维度去理解“中国模式”，才能得到更加贴近真实的研究结论（Liu，2015）。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新自由主义的流行，市场机制成为世界范围内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如何认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呈现出来的日益明显的多样化趋势，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焦点（Soskice，1997；Hall and Soskice，2001；Peck and Theodore，2007）。尽管在资本主义多样性的问题上，尚未达成统一的意见，但多数学者认为以美英为代表的“盎格鲁-萨克森模式”（自由式市场经济）和以欧洲大陆为代表的“莱茵模式”（调节式市场经济）最有代表性（Hall and Soskice，2001）。后来有学者将“莱茵模式”进一步划分为以日本为代表的“企业主导型”、以德国为代表的“国家主导型”和以瑞典为代表的“社会民主主义型”等（Boyer，2005）。 2008年以来，由于中国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上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学者们越来越多地关注中国发展机制、路径和道路的独最性，引发了对“中国模式”的热烈讨论（Breslin，2011；Fligstein and Zhang，2011；Peck and Zhang，2013；Zhang and Peck，2015；Naughton，2017）。但截至目前，国外的很多讨论都把“中国模式”归结为“多元化资本主义”的一种，出现了国家资本主义（Statist Capitalism）、威权资本主义（Authoritarian Capitalism）等代名词，而实际上中国政府认为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Liu，2015）。国外对“中国模式”的讨论涉及对所有制和市场经济的讨论和认识，以及对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认可。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在全国人民共同努力下，中国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的态势不断巩固和发展。这引发了国际上新一轮对“中国模式”的关注。例如，2020年4月，美国国会中国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专门举办了“中国模式”听证会。尽管学术界对于什么是“中国模式”仍缺少共识，但是正如布莱斯林（Breslin，2011）所指出的，这场大讨论已经成为一种“言语行为”（speech act），即不管这个模式存在与否，大家正在赋予它特征、让它变得真实起来并产生力量。 事实上早在2004年，美国学者拉莫（Ramo，2004）就提出了“北京共识”，试图总结中国发展模式与拉丁美洲国家和东欧转型国家的不同。他认为，中国发展道路的特征是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试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循序渐进和积聚能量。尽管国际学术界对“中国模式”这一命题的争论从未停止（Huang，2008；郑永年，2011），但中国高速经济增长的动因、中国经济增长背后的发展逻辑、中国独最的文化传统和政治制度与其经济高速增长和社会相对稳定的联系，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共同话题。 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理论角度研究了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和经验，并形成了多样化的解释框架，大致可以把这些研究归纳为“传统文化基因”“威权主义下的地方激励机制”“渐进式制度改革”三个角度。随着日本的发展和“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传统儒家文化价值在亚洲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被重新认可（Chung et al.，1989），并被用于分析中国经济发展（Yeung，2004）。正如新教伦理是资本主义起源和发展的文化基因一样，独具特色的“中国模式”背后也离不开文化和精神的支撑。“儒教伦理”（Confucian Ethics）或“儒教资本主义”（Confucian Capitalism）成为欧美学者解释中国和亚洲经济奇迹的文化动因的重要理论工具（Yang and Tamney，2011）。 此外，学者们还从中央与地方、国家与社会两个维度剖析了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市场经济转型中国家角色和地方政府治理转变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Shirk，1993；Xu，2011）。尽管市场经济机制已经取代计划经济体制，但基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得以坚持（Liu，2015），而这决定了市场机制创造的财富可以更加公平地分配与再分配，有利于创造稳定的市场运行环境(Liu et al.，2022)。在市场经济改革中，一方面，中央严格控制政治、人事任免、土地和项目审批；另一方面，通过财政分权和事权下放，赋予地方在经济社会发展上更多自主权，形成了“向地方分权的威权主义体制”（Regionally Decentralized Authoritarianism）和“市场维护型财政联邦主义”（Market-preserving Federalism）。 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市场改革步伐的加快、事权下放和财权上收、以GDP为核心的政府官员政绩考评制度（Li and Zhou，2005）及经济全球化，共同加剧了地方政府间竞争（Chien and Gordon，2008），强化了地方政府追求经济增长的动机（Lin，2009a；Ma and Wu，2013），加快了中国地方政府趋向企业化的步伐（Qi，1992；Lin，1995）。而中国特有的户籍制度、城乡二元土地制度的存在和城市土地市场的建立，为近年来地方政府走向依靠土地开发和城市空间开发的发展道路提供了制度性“便利条件”（Lin，2009b；Li et al.，2015）。 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正是中国选择了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休克疗法”完全不同的渐进式改革道路才成就了中国的发展（Walder，1996；Zhang and Gang，1997；Haggard et al.，2008），因此需要深刻理解渐进式制度改革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中国渐进式改革道路以发展为目的，以循序渐进为策略。无论是经济体制改革、人事制度，还是对外开放，都采取了由试验到推广、从下到上、先易后难、由点到面、由表及里不断推进的策略（Naughton，1994，1995）。有关渐进式改革讨论的核心问题是改革开放以来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主要涉及市场主体和市场体制建设。而这些渐进式改革的最初载体就是各种类型的特殊经济空间（各类功能平台）。 近二十年来，国内外学者针对中国区域发展格局、产业空间集聚（集群）、产业空间变化、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特殊经济空间（如特区、开发区）等方面开展了大量研究，积累了大量理论和实践成果。在“中国模式”（治理结构）研究方面，国内地理学者参与不多。国外地理学者在参与“多元化资本主义”的讨论中，对国家治理模式有所涉及，少数人讨论了中国的治理模式。但是，在国家治理结构与中国经济空间变化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上，还未出现比较系统的研究。 第二节区域尺度经济空间变化 区域尺度的经济空间变化是国内外地理学者研究最多的议题，包括区域差异、区域发展格局、区域发展模式等。主流学者一般认为，中国区域尺度的经济空间不均衡发展是多样化因素共同作用塑造的，既不能低估经济全球化与沿海开发战略相结合所产生的作用，也不能忽视我国独最的发展道路所起的作用，如具有自身特色的转型经济、快速城市化以及巨大的国内需求市场（Wei et al.，2011）。Yuan等（2014）提出分权化（decentralization）、全球化（globalization）和市场化（marketization）三元过程的分析框架，强调制度变化在区域发展中的重要角色。第一，中国的改革开放一开始就强调分权化过程，即中央政府分权给地方，赋予地方政府更多的发展经济的权力和责任。第二，全球化促进了中国的开放和融入全球经济，使我国在制造业全球布局调整的大背景下很快成为发展中国家中最大的外资接受国，但外资高度集中在沿海地区（Huang and Wei，2011；贺灿飞，2005）。第三，市场化引入了区位的力量，特别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国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