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学的文化视野

作者：杜晓勤

页数：468

出版社：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22

ISBN：9787101156041

电子书格式：pdf/epub/txt

内容简介

唐代文学尤其是唐诗，堪称中国古典文学艺术宝库中最为灿烂的一颗明珠，要研究唐诗之所以取得如此高妙艺术成就的原因，除了深入分析中国古典诗歌从汉魏六朝向隋唐发展的艺术机制，更离不开对唐诗得以茁壮成长的文化土壤、时代氛围和精神气韵的考察。
本书集中了以上问题，从政治、思想、文化等多角度切入，既有对盛唐诗歌精神的形成与内涵的整体思考，也有对杜甫、元稹、白居易、柳宗元等代表性人物艺术思想的具体阐释，更兼具国际文化视野，对包括丝绸之路与东亚汉字文化圈等不同领域范畴内唐诗的国际交流活动进行了细致考察，反映了作者数十年来从社会文化角度对唐代文学发展史的思考所得。

作者简介

杜晓勤，1967年8月生，江苏如皋人。199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系主任，主要从事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教学与研究工作，兼任北京大学中国古代诗歌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学研究》、《唐代文学研究》等刊物编委。出版《初盛唐诗歌的文化阐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隋唐五代文学研究》（上、下卷）、《齐梁诗歌向盛唐诗歌的嬗变》等著作10余部。

本书特色

1.材料搜罗详备，论述条理清晰，集中展现作者多年思考所得。
2.文学史研究与文化史观照相结合，全面梳理唐代文学发展的社会文化原因。

目录

节选

盛唐文士文化心态的微妙变化（选自第四章第二节）
按照盛唐诗选家殷璠的说法，从唐睿宗景云元年(710)至唐玄宗开元十五年(727)前，是声律风骨尚未大备的时期。此一阶段，沈佺期(？—713？)、宋之问(656？—712？)、李峤(645？—714？)、杜审言(645？—708)虽已初步建立了律诗的格式，然或被贬或卒，都一一离开了诗坛；而盛唐代表诗人李白、杜甫、高适、岑参等人还未崭露头角。就在这新旧诗风交替的间隙，王湾在《次北固山下》中以“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这一风格壮美而又富有展望的新气象，吹响了“盛唐之音”的前奏。开元十五年(727)后，盛唐时代的主要诗人开始登场了，他们多怀跻身朝阙、参与国政的政治热情，高唱着“圣代无隐者，英灵尽来归”(王维《送綦毋潜落第还乡》)的理想之歌，或决策于朝廷，或立功于边塞，大有一展宏图之志，诗歌风格上则表现为高昂明朗的感情基调、雄浑壮大的气势力量，学界多称之为“盛唐之音”。
但是，“盛唐之音”到开天之际即已发生一定的变化。开元二十四年(736)，张九龄罢相，不独标志着所谓的“盛世”已初露黑暗专政的端倪，而且也使此前诗坛一味的高唱、宏响中混入了不安的和声。次年，张九龄在荆州所作的《感遇》诗表现出对忠直朝士命运的担忧和不平。接着，这种情绪也波及到与张九龄关系密切的王维、王昌龄等人，他们或归隐、或出为外职，开始远离险象环生的权力中心，情怀也由原来的踌躇满志变为对羁身名宦的隐忧。可以说，是较为了解朝政的上层士大夫，最先在盛唐诗坛上唱出了对国事、时世忧虑的歌声。但是，由于他们自身的认识局限，这忧虑尚不激切。天宝元年(742)，李白应诏入朝，才使得张九龄、王维等人诗中的这种忧思激化成对长安政坛黑幕的全面曝光。他在天宝三载(744)春将去朝时所作《灞陵行送别》诗中用“紫阙落日浮云生”，暗指朝中邪佞蔽主、谗毁忠良的政治局势。他在朝中和离开长安后不久所作《鸣皋歌送岑徵君》《玉壶吟》及《古风》其十五、二十四、四十六等作品中，则从多个侧面讽刺、谴责朝中混浊不清的现状。由于其矛头已经直指皇帝，所以不能只看作是盛唐志士对朝廷不能用贤的讽谏，而是表明李白也开始对“圣代”“明主”持保留和怀疑态度，遂离京而去。
与此同时或早于这些上层士大夫对盛世国运的忧虑，开天间另一些久不擢第的布衣诗人，也发出了“明代遭弃”“自伤不早达”的悲鸣。虽说玄宗朝已经为广大寒士提供了广阔的仕进道路，但皓首穷经，并不能保证仕途一定得意。所以，在开元中，就已经有不少诗人将这种怀才不遇的郁愤发为悲声。高适家境贫寒，但身逢圣代，亦与其他盛唐志士一样渴望风云际会、建功立业，可是当他“西游长安城”“屈指取公卿”时，却失意而归，于是他又悲愤地喊道“白璧皆言赐近臣，布衣不得干明主”(《别韦参军》)。此后，他无可奈何地长期混迹渔樵、托身畎亩，不断慨叹“逢时事多谬，失路心弥折”(《蓟门不遇王之涣郭密之因以留赠》)、“微才应陆沉”(《淇上别刘少府英》)、“自从别京华，我心乃萧索。十年守章句，万事空寥落”(《淇上酬薛三据兼寄郭少府微》)。科场失意使他看到世态的炎凉。诗人越来越孤独，愈来愈感伤，竟至悲哀地唱道：“寂寞向秋草，悲风千里来。”(《宋中十首》其一)此时与高适同游者亦多系同病相怜之人，他们“相逢俱未展，携手空萧索”(《和崔二少府登楚丘城作》)，反映了盛唐大批贤士恓恓惶惶、不知何适的怅惘和悲凉。所以，在颇能代表盛唐诗风的《河岳英灵集》中，我们不但可以听到王维“吾谋适不用，勿谓知音稀”(《送綦毋潜落第还乡》)的旷达之音，亦多能感受到圣代不遇的悲愤之辞。如，殷璠评孟浩然是：
才名日高，天下籍甚，竟沦落明代，终于布衣，悲夫 评薛据是：
自伤不早达，因著《古兴》诗云：“投珠恐见疑，抱玉但垂泣。道在君不举，功成叹何及。”怨愤颇深。 评王季友也是：
白首短褐，良可悲夫！ 可见，在盛唐诗坛，诗人们的积极进取中亦夹杂着蹭蹬下僚的悲鸣，而且这种悲鸣愈来愈激切。
如果说开元中科举制度尚带有相当程度平等竞争的性质，那么到开元末年则开始颓坏，弊端日显。李林甫当政，嫉贤妒能，强压才士，遂于天宝六载(747)导演了一出“野无遗贤”的丑剧，暴露了科场的欺骗性。而当时的士子们也什什伍伍，大开干谒请托之风，以至贡举失公，伤风败俗，一些清贫、刚直之士就成了科举制度的牺牲品。
在参加了那场由李林甫操纵的“野无遗贤”的考试之后，元结直书其事，揭露个中阴谋，但他不愿“依托时权”，且以“丘园洁白之士”(《喻友》)与友共勉。天宝七载(748)，他又游历京师，鉴于当时“丐名位于人，丐颜色于人”的科场丑态，愤然作《丐论》以讽当道而归。后来，他又在乾元三年(760)编选的《箧中集序》中慨叹道：
自沈公(千运)及二三子，皆以正直而无禄位，皆以忠信而久贫贱，皆以仁让而至丧亡。异于是者，显荣当世。谁为辩士，吾欲问之。 说出了当时大批出身贫贱而又耻于干谒的寒士们的心声。生于神龙、景云间的沈千运，家贫，性正直，天宝中数应举不第，在濮中作诗以寄感慨。他用“圣朝优贤良，草泽无遗匿”的反语，揭露那次受骗的应征，又以“五十无寸禄”，终将“栖栖去人世”的惨痛事实，把豺狼当道血淋淋的真相展现在世人面前，最后喊出了“始觉前计非”(《濮中言怀》)的悲愤认识。同样，于逖亦身世孤清冷落，怀才不遇，落拓后则以“有才且未达，况我非贤良。幸以朽钝姿，野外老风霜”(《野外行》)的愁苦之音，抒发其怨而不怒的消极反抗情绪。张彪和孟云卿这一对表兄弟，俱奔走仕途郁郁不得志，前者以“衣马久羸弊，谁信文与才。善道居贫贱，洁服蒙尘埃”(《北游还酬孟云卿》)，倾吐内心的坎壈不平；后者更是“含酸欲谁诉，转转伤怀抱”(《古别离》)，满腹酸楚。显然，这些盛世失意者的呼号，也是“盛唐之音”所掩盖不了的。而且，正是他们的愁苦之音，使我们看到了常人所忽视的唐代开元天宝间所谓“盛世”“明代”时灰暗阴冷的一面。
但是，由于处世观的不同，盛唐诗人对于仕途受挫的心理反应亦不相同。其中，受儒家积极入世观影响较深者，如杜甫，多能屈己求人，汲汲于功名仕进，表现出矢志不渝的进取精神，发为歌吟，孤愤悲慨；元结及一些刚直贫贱之士，则落拓回乡，愤世嫉俗，声情激切而高古；而另外一些受佛道思想浸淫较深者，如王维、孟浩然，则走向山林、田园，或在禅悦的境界中消磨自己的锐气，或借自然界的胜景寄寓他们洁身自好的情怀，诗境冲淡、空灵，流露出一种寂寞和失落。至于那些科场失意后远走大漠者，亦非人人得遂心愿。边塞上、军旅中日渐黑暗的内幕，使得许多边塞诗人，亮开啼血的歌喉，唱出了一曲曲悲伤、愤激的征戎之歌。高适的“边兵若刍狗，战骨成埃尘。行矣勿复言，归欤伤我神”(《答侯少府》)，较早写出了战争的残酷。其《邯郸少年行》“未知肝胆向谁是，令人却忆平原君”则写游侠豪雄而不见赏的凉薄交态。而陶翰的边塞诗中更是充溢着悲愁苦寒的气氛：
燕歌行
家在辽水头，边风意气多。
出身为汉将，正值戎未和。
雪中凌天山，冰上渡交河。
大小百余战，封侯竟蹉跎。
归来灞陵下，故旧无相过。
雄剑委尘匣，空门垂雀罗。
出萧关怀古
孤城当瀚海，落日照祁连。
怆矣苦寒奏，怀哉式微篇。
更悲秦楼月，夜夜出胡天。
此时边塞诗中这种越来越浓烈的悲怨情调，怕也是用“盛唐一味秀丽雄浑”和“盛唐之音”概括不了的。
其实，那种认为盛唐诗歌一味表现为高昂明朗的感情基调、雄浑壮大的气势力量的观点，首先是曲解了盛唐诗人追求的“风骨”的审美内涵。不用说陈子昂对唐代理想诗风的期待是以“汉魏风骨”为规范的，而且盛唐人所激赏的“风骨”也是承汉魏而来。建安作品中弥漫着一种身处乱世难以得遂心愿的慷慨悲凉，风格苍健、孤深。盛唐人虽处太平盛世，却也有同建安诗人意气、襟怀上的相通，即渴望建功立业、风云际会。他们虽然满怀热切希望，但是，或“自伤不早达”，或“运命唯所遇”，这种仕途多舛、功名难就的郁愤，就发为耿耿之气、凛凛之骨，表现出更为感动人心的风骨美。如高适称薛据的作品是“纵横建安作”，说自己与友人同游梁宋诸诗是：
周子负高价，梁生多逸词。
周旋梁宋间，感激建安时。
(《宋中别周梁李三子》)
岑参则说杜华未仕时的作品有风骨：
得君江湖诗，骨气凌谢公。
(《敬酬杜华淇上见赠兼呈熊耀》)
殷璠谓薛据：
为人骨鲠，有气魄，其文亦尔。
评高适则云：
适诗多胸臆语，兼有气骨，故朝野通赏其文。至如《燕歌行》等篇，甚有奇句，且余所爱者，“未知肝胆向谁是，令人却忆平原君”，吟讽不厌矣。 殷璠在列于《河岳英灵集》卷首的常建诗作的评语中，更直截了当地指出：
高才而无贵仕，诚哉是言。曩刘桢死于文学，左思终于记室，鲍照卒于参军，今常建亦沦于一尉。悲夫！ 殷璠所最深爱者、所叹赏者如斯，可见，其所谓“气骨”者，实亦包括这种渴望建功立业却又几经蹉跎的悲慨之美。另外，被殷璠许为“诗笔双美”的陶翰，“既多兴象，复备风骨”，选入的作品也无一篇表现出建功立业后高昂、明朗、开阔的情怀。确切地说，殷璠和其他盛唐人所追求、欣赏的“风骨”美，很大程度上是他们在世运日渐黯然，政治理想日渐破灭后的慨时伤世的“盛世悲鸣”。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盛唐诗歌刚健凛然的风骨，才更得“建安风骨”的艺术真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