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古典的过程

作者：程章灿

页数：392

出版社：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2

ISBN：9787536171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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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分上、中、下三篇。作者强调，从事中国古典研究，是走进古典的过程。所谓 “过程”，一是指作为研究对象的人物的成长过程；二是指文献的生成过程；三是指文本的造作过程，即作品的题目、韵式、章句等形式结构及意义生成过程；四是指观念的锻造过程，即词汇、术语、意象等演变定型的过程。本书论文从不同角度涉及作为研究对象的人物的成长过程，上篇大多聚焦各类文献的生成过程，中篇大多聚焦文本的造作过程，下篇侧重从词汇、术语、意象等角度窥探语言及观念的形成过程。

作者简介

　　程章灿，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南京大学特聘教授，曾任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现任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兼任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中国《文选》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华诗教学会副会长。研究方向主要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典文献学、国际汉学、南京及江苏地方文献与文化等。出版学术著作有《魏晋南北朝赋史》《赋学论丛》《世族与六朝文学》《刘克庄年谱》《古刻新诠》《石刻刻工研究》等多种，另有国际汉学译著《迷楼：诗与欲望的迷宫》《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等五种，学术随笔《鬼话连篇》《山围故国》《旧时燕：文学之都的传奇》等五种，发表论文、诗作多篇。

本书特色

本书一方面遥接文史结合与文史不分的传统治学思路，另一方面则试图结合书籍史、文化史以及文章学等研究视角。本书也有意呈现作者作为研究主体的成长过程，是对作者研习中国古典文学和古典文献学过程的阶段性回顾与总结。

目录

节选

　　万光治在其《汉赋通论》中曾专辟一章，讨论“汉代颂赞箴铭与赋同体异用”的问题，指出：“汉代是赋文学的时代，但汉代的赋又并不都是以赋名篇的。诸如颂、赞、箴、铭，因其较注重句式的整饬和用韵、换韵，不独可与赋同入韵文的范畴，而且大多数篇章文辞繁富，重在铺陈，与赋实为同体异用，这是汉文学研究中应予注意的问题。”①这确实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虽然万光治在这里并没有提到碑文尤其是汉碑，但实际上，赋与碑文之间也存在这种“同体异用”的关系。如果从狭隘的文学观点来看，碑、赋二体似乎相去悬殊，二者没有多少联系，更没有什么共同性。但是，如果我们拥有一个比较开阔的历史视野，那么，我们不难发现，碑、赋二体在体用方面其实有众多联系和类同。　　首先是题材上的类同。碑文与赋，这两种文体在题材方面多有交集，尤其集中在写人、纪事、写地三大项。赋的题材，细分起来，有写人赋（如神女赋之类）、写事赋（如苑猎、征行之类）、写地赋（如京都、宫殿、堂宇赋之类）等等。而汉碑的主要题材，亦以人、事、地三者为大端。以写人而论，则或以生者为对象，赞颂其功业，如《刘熊碑》《耿勋碑》《韩仁铭》，或以死者为对象，缅怀其生前之勋德，如《曹全碑》《袁安碑》《北海相景君碑》《张平子碑》；以写事而论，则有《礼器碑》《石门颂》《李翕析里桥郙阁颂》等；以写地而论，则以山川宫庙为对象之碑文尤多，如《祀三公山碑》《华山庙碑》《封龙山颂》《仓颉庙碑》等。至于碑、赋二体不约而同地叙写相同的题材内容，更是不胜枚举。例如温泉一题，自东汉张衡开其先河，作《温泉赋》，其后西晋傅咸作《神泉赋》，北宋秦观作《汤泉赋》，元代王沂、清代彭孙通等人亦有《温泉赋》之作。①这些作品都是以赋体铺写温泉，一脉相承，勾画出赋体文学与温泉结缘的历史线索。而在碑文方面，则北周王褒、庾信并有《温汤碑》，唐太宗撰并书《温泉碑》，唐李幼卿撰《石门汤泉碑记》②，皆是以温泉为题，殊“体”而同归。从题材分类上看，温泉既可以划归写地赋之大类，亦可将其视为风物一类。从表面上看，碑体较少咏物的题材，而就赋体而言，咏物历来是其引人注目的核心题材。但实际上，像《温泉碑》这样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咏物的篇章。换句话说，碑、赋二体题材类同或重叠，并不限于写人、写事、写地三大类，在其他类别中亦时或可见。　　我们也要承认，碑、赋二体题材重叠之处最多的，还是山川寺庙一类的题材。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名山大川和著名寺庙往往富有历史文化内涵，其中蕴涵的时空意义，适宜赋颂碑记之类的文体铺展发挥。例如西岳华山，汉碑有《西岳华山庙碑》，杨敬之、达奚珣皆有《华山赋》。表面上，碑以庙为题，赋以山为题，焦点不同，但实际上，华山的历史文化内涵是二者所共同叙写的侧重点之一，两篇作品内容重叠处甚多。　　其次是风格上的类同。汉碑的文体风格，以颂为主。很多汉代碑文以颂为名，仅《隶释》一书所载，就有《司隶校尉杨君石门颂》《李翕析里桥郙阁颂》《武都太守李翕西狭颂》《稾长蔡湛颂》《成阳令唐扶颂》《王子香庙颂》等，这些题名表明此类碑文具有突出的颂体属性。另外一些碑文，虽然表面上不以“颂”为题，但作者在篇末铭词中，仍然明确称其所作为“颂”。如《东海庙碑》“遂作颂日……”（《隶释》卷二），《桐柏淮源庙碑》“民用作颂，其辞日……”（《隶释》卷二），《三公山碑》“乃作颂日：……”（《隶释》卷三），《无极山碑》“乃立碑铭德，颂山之神”（《隶释》卷三）。可见，这些碑文实质上也属于颂体。①众所周知，在汉代人的文体观念中，赋、颂二体本来即有一种特殊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在很多时候，赋、颂可以通称，并没有严格的分别。赋篇以颂为名，赋的主旨以“润色鸿业”的劝颂为主，从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汉赋亦可以称为汉颂。②这使得汉赋与汉碑之间，在风格上有了天然的联系。在汉代各种文体中，碑、赋二体不仅以其数量与影响而占据文坛的中心位置，而且以其昭彰的文学性而格外引人注目。实际上，这两个有着类同的题材与风格的文体在其发展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相互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