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术流变:上、下

作者：冯天瑜

页数：867

出版社：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1

ISBN：978721610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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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中国学术流变（上下）（精）/冯天瑜文存》新版保留原版综论、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八部分，增加民国及现代部分，共为九章。前八章补人若干新篇目，包括港台学者、海外华裔学者、外国汉学家的论述，以扩大观察中国学术流变的视野。如唐君毅以《易经》元亨利贞仁义礼智之序，言中国学术精神之发展，还将中国历代文化精神与西方历代文化精神作比较，观其同中之异，异中之同。又如英国汉学家李约瑟致力于开掘中国传统学术中的科学人道精神。这些论说都为中国学术史研究开辟新境界。　　新版还择要反映由考古发掘、文献披露所推动的对学术史的新认识，如甲骨文的发现与破译，拓展研究殷商文化的视野，提供了“释古”以重建古史的可能：敦煌文书、汉晋木简的再见天日，打开中古史的渊富宝藏；楚简的联翩出土，揭开先秦及秦汉学术的原始状貌，以至有学者认为楚地简帛文书的发现，有必要改写先秦及秦汉学术史；而明清“大内档案”的面世，扩展并加深了对明清学术的理解。总之，新版博采新论说、新材料，意在求得中国学术流变较深广的观照。　　《中国学术流变（上下）（精）/冯天瑜文存》各部分前均由编者撰写提要，录文则按如下顺序编排：A.对一代学术流变的概括；B.对各学派、学者的分论（对同一学派也先列总论，后列分论）。录文标题为编者所加者，均以最号注明。部分录文中之夹注经编者删除者，在录文标题处加注释说明。选录自诸子书及二十五史者一律不注作者姓名。录文版本尽量采用近五十年出版的标点本。录文中的繁体字、异体字在不导致歧义的前提下改为规范简体字。原文版式为竖排者，一律改为横排。一些现代学者遵从当时流行的泛化封建说，将非封建的秦汉以降两千年称“封建时代”，此不妥当，然本编仍保存选文原态。

作者简介

　　冯天瑜，1942年生，湖北红安人。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历史学学部委员。从事中国文化史及湖北地方史志研究。

目录

节选

　　至于东汉，而向之蛰居雒诵者，遂一变而为高隐，如申屠蟠、黄宪是也；向之敦厉名实者，遂一变而为抗议，如党铜诸公是也。此数子者，出处语默，不拘一操，且未必咸出于经生，然经生依道不依人之学提倡于前，寝成风俗，以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一矫同流合污之习，不可谓非经生之功也。夫六经之学，本不足致用于后世，惟愚赣之人迷信其说，奉若帝天，盖不以学术视六经，实以宗教视六经也。信仰既虔，故修身治国俱有定向。《后汉书·儒林传》论日：”桓、灵之间，君道纰僻，朝纲日陵，国隙屡启，自中智以下靡不审其崩离，而权强之臣息其窥盗之谋，豪俊之夫屈于鄙生之议。”又《左雄传》论日：”所以倾而未颓，决而未溃，皆仁人君子心力之为。”夫以汉室之不亡归功于仁人君子，不若归功于愚赣之儒生。以愚赣之儒生倡迷信之学术，犹足收化民成俗之功，则以学非伪学之故也。　　两汉以降，儒生日趋于智，而迷信儒术之心衰，儒术既衰，故节义之风亦逊于两汉。夫两汉崇尚气节，非儒术与节义相表里也。盖迷信经术之人，均愚赣之人，而节义之风则由愚赣之人开其始，愚赣之人既稀，故迷信经术之心不若昔时之笃，而节义之风亦愈衰。先是汉末之时，纲纪委弛，忧时之士，竞言尚法，及曹操得冀州，崇尚跞弛之士，苟有治国用兵之术，虽负污辱之名，亦复弃瑕登用，由是权诈迭进，奸伪萌生。及魏太和时，董昭上疏，谓”当今年少不复以学问为本，更专以交游为业。国士不以孝悌清修为首，乃以趋势求利为先”，是则魏、晋之间渐启贪污之俗。贪污之俗既成，故一、二有智之士竞慕通脱。晋傅玄上疏谓，魏武好法术而天下尚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其后纲维不振，放诞盈朝，遂致天下无复清议。夫士慕通达，岂仅由魏文一人之倡导哉？居尚法之朝，处贪污之俗，非置身礼法之外，非婴祸即辱身耳。故正始以还，何、王倡清谈之风，而名士风流盛于洛下，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竹林七贤益崇放旷。及于西晋，此风未衰，清谈放诞以全其身。至于东晋，高门世族亦托于酣嬉淋漓，反是者则为尘俗。干宝《晋纪·总论》日：”风俗淫僻，耻尚失所，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薄为辨而贱名检，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斥节信，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晋书·儒林传序》亦日：”摈阙里之典经，习正始之余论，指礼法为流俗，目纵诞以清高。”此则虚名虽被于时流，笃论未忘乎学者。加以范宁诸人目王、何为桀、纣，而近人顾亭林又以王、何、嵇、阮为罪人，致一时之舆论均以两晋六朝之学风为非，不知两晋六朝之学，不滞于拘墟，宅心高远，崇尚自然，独标远致，学贵自得，此其证矣！故一时学士大夫其自视既高，超然有出尘之想，不为浮荣所束，不为尘网所撄，由放旷而为高尚，由厌世而为乐天，朝士既倡其风，民间浸成俗尚。虽日无益于治国，然学风之善犹有数端。何则？以高隐为贵，则躁进之风衰；以相忘为高，则猜忌之心泯；以清言相尚，则尘俗之念不生；以游览歌咏相矜，则贪残之风自革。故托身虽鄙，立志则高，被以一言，则魏晋六朝之学不域于卑近者也，魏晋六朝之臣不染于污时者也，故当时之士风知远害而不知趋利。明杨慎有言，六朝风气，论者以为浮薄，败名检，伤风化，固亦有之.然予核其实，复有不可及者数事：一日尊严家讳；二日矜尚门地；三日慎重婚姻；四日区别流品；五日主持清议。盖当时士大夫虽祖尚玄虚，师心放达，而以名节相高，风义自矢者，咸得径行其志。至于冗末之品，凡琐之材，虽有陶、猗之赀，不敢妄参乎时彦，虽有董、邓之宠，不敢肆志于清流。而朝议之所不及，乡评巷议，犹足倚以为轻重，故虽居偏安之区，当陆沈之后，而人心国势犹有与立，非此数者补救之功哉？杨氏之言如此，则世之以正始遗风为非者，毋亦轻于立言矣！盖魏晋以下，名士竞用之时代也，以之振民气则不足，以之矫贪鄙则有余，则当时之风尚又岂后世所可及哉？　　六朝以降，至于隋唐，而士风一变。自科举途开，士人欲求进身，不得不出于科举之一途，故真挚之诚逊于两汉，高尚之风又逊于六朝。然学风胜于后世者，则以唐人之于学术无所迷信。而后人之于学术，则介于迷信非迷信之间。惟其无所迷信，故既无尊崇君主之诚（唐人文网最疏，于宫闱之隐事，明著之诗文中以寓刺讥，如白居易、刘禹锡皆然，可以知唐人无尊君之心），复无崇拜圣贤之念（唐人之著作，若《史通》诸书均斥孔子，而信老庄信佛典者犹不知凡几，不必尽托于儒）。士生其间，不为名教所囿，不为礼法所拘，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