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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与制度的政治经济学

封面

作者:金子胜(金子勝)

页数:185

出版社: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1

ISBN:9787564237981

电子书格式:pdf/epub/txt

内容简介

在靠前经济不稳定的情况下,市场与机构之间的关系受到质疑。本书通过抓住生产要素市场化的极限来把握制度和规则的发生基础,并考虑民族国家与世界市场之间的冲突,从而提出制度设计的基本观点。
从金子老师写下此书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世界似乎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发达国家全面陷入长期停滞,气候变化等环境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中美贸易战有了新冷战的雏形,人工智能和ITC的发展令人眼花缭乱,外加现今又出现了新冠肺炎(COVID-19)之乱。然而,正是在这个社会大变革的时期,本书的方法应该重新得到重视。因为正是在我们面临社会危机导致的制度非线性变化的时候,我们才需要通过逆向系统研究来暴露制度的失灵,从而重新设计出超越二元对立的解决方案。这个解决方案并不是指向因为赤裸裸的个人竞争而出现的对抗和停滞,也不是指向因民族主义和主义而出现的压迫和排斥,而是需要根据共同体、公共性和公平性的精神实现每个个人可以做出的自我决定,只有这样,人类与社会才能实现不断发展。

作者简介

  金子胜(金子勝),1975年毕业于东京大学经济系,主修财政学,1980年任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助教,曾任茨城大学人文学院讲师、法政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教授,2000年起任庆应义塾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著作有《市场与制度的政治经济学》(东京大学出版社)、《现代资本主义与安全网》(法政大学出版社编)、《反经济》(新书馆)、《市场》(岩波)、《安全网的政治经济学》、《长期停滞》、《经济转型》、《封闭经济:金融资本主义的下落》(筑摩新书)、《逆向系统研究》(合著、岩波新书)等。    徐一睿,1978年出生。1997年赴日留学,2003年毕业于庆应义塾大学经济学部,同大学大学院经济学研究科博士课程毕业(经济学博士)。庆应义塾大学经济学部助教,嘉悦大学经营经济学部讲师,现为专修大学经济学部教授。专攻财政学、中国经济。

目录

总序
中文版序言
制度经济学家——金子胜
序章

第一章 市场领域与非市场领域:超越所有权理论的二分法
第一节 公共产品的理论陷阱
第二节 三大生产要素市场化的边界
第三节 生产要素市场和安全网

第二章 自我决定权与共同性——西欧近代思想的悖论
第一节 西欧近代思想中的“个体与共同性”
第二节 生产要素的市场化边界与集体主义

第三章 私人所有权的确立过程与社会组织原理——西欧近代的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
第一节 私有财产权、课税协赞权统治结构
第二节 地主贵族政治与“自由主义”时代
第三节 不列颠治世与殖民地政策
第四节 近代国家的类型

第四章 信息与交易成本——所有权与社会制度
第一节 交易成本的经济学与理论前提
第二节 交易成本的经济史——诺斯的经济史论及其局限性

第五章 企业组织与制度分析
第一节 企业组织与青木理论
第二节 看不见主体的交涉博弈
第三节 “熟练技能的社会制度化”与日本的企业组织
第四节 奖章的背面——私有的自由空间与消费的世界

第六章 “制度的结构”与制度比较
第一节 生产要素市场的进口和出口
第二节 生产要素的所有权结构和“制度的结构”
第三节 “制度的结构”与宏观变量之间的关联

第七章 自由主义理念与霸权国家的政治经济学
第一节 霸权国家与自由主义理念
第二节 国际货币体制的动摇与安全网
第三节 国际劳动力移动与“自由主义”

后记
参考文献

节选

  《市场与制度的政治经济学》:  第一,作为呈现企业本质的契机,不能排除亚当·斯密一直在讨论的根据分工和合作来提高劳动生产性的动机。科斯对多布和阿舍的批评是没有说服力的。如果把向机械工业的转换看作资本主义企业的本质特征,那么把企业视为随时都可以独立自营业的小规模生产单位就是不现实的。资本主义的企业的本质动机是通过导入新的机械来解体旧的熟练技能,通过把工作内容局部化和特定化来提高分工和合作进而提高生产性。而由熟练工匠经营的小规模经营会不断被淘汰(当然不具有规模经济性的领域会保留下来)。这种根据分工形成的劳动过程互相间的不可分割性如果不断提高,熟练劳动者把各个工作过程分割开自行经营就会变得极为困难。假设会出现“经营管理的收益递减”,也并不一定会转换为市场交易,被机械替代的解雇(不是自营业而是失业)会导致就业规模的缩小。  如果产业结构向巨大装备产业和机械工业转换,规模经济性会变得更为重要。如果这些产业成为经济的中心,作为实物产品的资本和特定工作附带的熟练技能从整体分离就会变得更为困难。企业和市场交易的互换性是受限的。  第二,熟练劳动者的独立自营业如果有局限性,那就会出现如何来保证劳动者的“独立性”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科斯的理论是颠倒的。他的理论把劳动者的个体“独立性”作为前提,但现实中完全是相反的。一般的劳资关系并不是按照熟练劳动者独立自营业的思维来签订的,相反,是根据熟练的社会制度化和以此为依据的企业内容来决定劳动者的“独立性”程度。因为没有对个体的“独立性”加以保证,劳动者才会为了提高自身的交涉能力而组织工会这样的中间组织。在欧美各国,劳资交涉除了薪资水平以外,还包括工作的区分、熟练程度的评价方式、标准工作量、解雇和下岗的规则等。劳动者的“独立性”不只是交涉和形成规则的前提,其本身就是契约和规则的对象。在第一章中已经讨论,劳动者如果要提高作为劳动力的持有主体的独立性(自我决定权),他们会根据其应该持有的熟练技能寻求社会制度化。与此同时,企业主和经营者面对同样的独立性(自我决定权),会希望能够解除熟练技能,尽可能把劳动力商品化从而提高可替代性。  不应该把劳动者个体的“独立性”作为前提,如果把它作为交涉对象,从理论角度来看,不只是企业主,也可以把劳动者设定为“交易成本”的节约对象。以个人所有为前提,把熟练劳动力的所有者作为对等的交涉主体(主语)也可以使用交易成本的理论,如果转换一下这个理论,熟练劳动力的所有者们为了节约交易成本而成立职能组合也是一种“合理的选择”。他们为了在市场节约交涉费用而拥立代表人,为了抑制他们之间存在的机会主义行为,希望能够设置就业限制,只雇用工会会员(Closed Shop),在一定自我负担的情况下发挥相互扶助的功能。那么劳动市场就不再是所有者之间的个别交易,而是被代理人之间的集体交易所代替。事实上,这里存在着以西欧近代固有的个人所有主义(C.B.Macpherson,1962)为基础的契约论的源泉。  这种状态接近于科斯批评的双方垄断。如果交涉双方努力实现有利交换,结果有可能导致双方的利益都受损,对于双方来说,两个相对立的利益实现最大化的帕累托最优有可能不再存在。譬如,通过解雇一部分劳动者和导入机械来维持企业的利益,双方有可能找不到妥协点而最终导致罢工和停工。或者由于工会拒绝解雇而在实际薪资上做出降低薪资的妥协,从中期来看,企业的利益和劳动者的薪资都会下滑。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在现实中被解雇的劳动者并没有可以独立自营业的保证,由市场体制决定的资源分配并不一定会解决失业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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