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记文学理论研究

作者：刘中黎

页数：358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1

ISBN：9787520389198

电子书格式：pdf/epub/txt

内容简介

自西汉初年王世奉日记牍（我国现存完好的很早日记）以来的两千多年间，日记一直是我国很传统、实际效用极大，但又常被轻视、相关理论研究也极为薄弱的写作样式和治学方法之一。两千多年间，我国累积的日记文论资料极为丰富，且成就非凡，但是零散、杂乱，未能引起学术界的足够注意，也一直缺乏系统的辑录、校勘和整理。本书运用当代人本主义哲学、文艺学对话理论、言语生命动力学母语写作理论等前沿思想，对中国历代文人、学者、作家、教育家的日记写作和日记写作教育实践进行系统全面的审视，对他们的经验、看法、观念及针对经典日记文本的读后感等资料予以辑录、校勘、整理和钩沉，在此基础上建构起中国日记文学理论，这可以让传统的日记文学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价值和魅力。其意义有三：，有助于丰富和完善中国特色的文论体系；第二，有填补研究空白（或薄弱地带）的学术初创价值，本书探讨的不是学科前沿研究问题，也不是热点问题，但它是一项初创性研究；第三，辑录、校对、整理我国自西汉王世奉日记牍以来两千多年间的日记文论资料，文献上具有“拯亡救失”的现实价值。

作者简介

　　刘中黎，1970年生，湖南武冈人。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阅读与文学教育”专业写作教育方向首位博士，师从母语写作教育专家潘新和教授。主要研究母语写作教育、文学阅读与文学教育、语文课程与教学论等。出版学术专著和主编教材4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市（省级重点及一般项目4项，主研多项。学术专著《中国20世纪日札写作教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获重庆市人民政府第九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另获重庆市优秀教育技术科研成果二等奖1项、湖南省高等教育优秀成果三等奖1项。在《光明日报·教育思想版》《史国教育报·教育科学版》《东岳论丛》《课程·教材·教法》等报纸杂志发表学术文章近30篇。

本书特色

以史为鉴、缘史立论，在总结经验、反思教训和寻绎规律的基础上试图建构起中国日记文学理论，努力让我国传统的日记文学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价值和魅力。 本书的研究还有着良好的应用价值。笔者阐明的新观点，总结和提炼的历代学人、作家、教育家开展日记写作的好经验、好做法，可以用于我第一语写作教育体系的重构。

目录

节选

　　《中国日记文学理论研究》：　　（一）　　作为“文革”叙写的力作，《吴宓日记续编》（1966-1974年）既是一部宏阔壮丽的时代“史诗”，也是一支中国学人在风雨如晦年代的心灵小夜曲。　　吴宓自入学陕西三原宏道书院的前一年（1906年）起，一直到八十四岁（1978年）在陕西泾阳去世前，即使身处极端困难的境地都几十年如一日坚持写日记，叙写了他从宏道书院考入清华园读书，留学美国，后作为“学衡派”主将与新文化运动旗手（如陈独秀、胡适等）进行攸关中国现代化道路选择的文化论争，以及他经历的国共内战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次政治运动（如土改、镇反、三反五反、合作化运动、公私合营社会主义改造、反右斗争、大跃进、四清和“文革”运动等）的经过。吴宓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和参与人，从他的日记中可以寻觅到许多不为人知的时代缩影。在这些日记巨帙中，以反映吴宓1966-1974年生活的四册《吴宓日记续编》最具特色和价值。此期的吴宓日记细腻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在“文革”时代的社会风貌和一代学人的惨痛经历，及深层次的形成根源，刻画了那个时代不一样的传统知识分子形象，表现了他们的乐观、傲骨、独立与情怀。这是一部反映“文革”十年动乱的非虚构文学巨著，留下了许多近距离观察和了解那个时代的第一手资料，让人回味、感叹、反思，并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鉴照，警醒今天的人们要始终以人民利益为重，不要折腾、不忘初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着力推进科教兴国。可以说，吴宓日记如“史诗”一般宏阔真实壮丽，又如中国学人的心灵小夜曲一样缠绵宛转跌宕，大气磅礴又细腻具体地叙写了中国社会在迈向现代化进程中的风风雨雨，以及中国学人在这一过程中的希冀、痛苦、忧郁、激动、悲愤、惊恐、绝望、庆幸等心绪变迁，读来令人唏嘘。　　（二）　　作为“史诗”般日记的撰写者，吴宓自觉超越了局限于个人利害的认知立场，以观剧的态度审视了“文革”这场自上而下、轰轰烈烈、严重扰乱国家正常秩序和人民幸福生活的政治闹剧。　　吴宓的日记叙写观，在不同时期经历了三次重要变化。　　其一，他早年的日记写作，主要目的是借助日记来砥砺品行、累积学问，这是中国传统治学和提高修养的方式，吴宓受其影响自觉选择并终生坚持。1910年，十六岁的吴宓在日记卷首写下一段自勉之语：“天下之事，不难于始，而难于常，所以毅力为可贵也。日记，细事也，然极难事也。”正因为认识到日记写作的“细”和“难”及其磨砺恒心和毅力的重要作用，吴宓决心以日记作为自己陶冶心性、砥砺品行、累积学问的方式。　　其二，在经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来的数次政治运动后，吴宓屡遭批判而性情大变，由早年独喜放言高论而至处世谨慎。这其中，以“土改诗案”影响最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土改和镇反运动中，吴宓对女友邹兰芳一家的遭遇（邹的父兄系四川万源县恶霸地主、大军阀，在土改和镇反运动中被曾经备受欺压的劳苦群众打死或被人民政府镇压，一家老小生活无着）颇为同情，对四川农村“土改”运动的一些过火做法表达了不满和批评，毫无顾忌地写下“易主田庐血染红”的诗句，并在书信和集会中与朋友唱和。这些书信遭揭露后，吴宓被西南军政委员会有关部门怀疑是参加“反动诗社”，几经折腾和心惊肉跳后才侥幸过关。从此，吴宓变得谨言慎行，他彻底从公共言说阵地退回到私人领地——在日记中倾泻情感，表达他对时局的不解、思考或批评。“文革”爆发后，他更借日记来排解身处“万马齐喑”时代的孤寂和苦闷，如他1968年12月19日的日记写道：“宓注重‘服从’，不敢胡言乱动，故平生无大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