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西方美学史(上编、下编)

作者：金惠敏

页数：1164

出版社：山西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0

ISBN：9787544099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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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将20世纪西方美学大致分作两个时段，前50年和后50年，依时间为序先后研究和介绍了25个美学流派的概况及其主要代表性人物，既有对整个20世纪美学发展流变的“鸟瞰”，也有对每品质派的“梳理”，重点则是对其代表性人物的“深描”，宏观更兼微观地展示了20世纪西方或波澜壮阔或曲径通幽的美学思想图景。本书认为，20世纪美学看似流派众多、繁茂芜杂，但多为对“现代性”这一宏大叙事的某种回应，或坚持，或发展，或反思，或批判，乃至抛弃而另辟蹊径。之所以分作前后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是考虑到前期以“反思”和“修补”为特色，后期以“批判”和“诀别”为，然则无论如何，在它们喧哗与骚动的浮表下仍是其“西方性”的基底。20世纪西方美学是我们的“他山之石”，但这个“他者”已经深入我们的文化肌体，因而研究他者，也是研究我们自身的当代存在。

作者简介

　　金惠敏，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四川大学二级教授，兼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导，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理论室主任、二级研究员。　　　　陈定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理论室主任、二级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导。　　　　周敏，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特聘教授、博导，上海外国语大学《英美文学研究论丛》副主编。

目录

节选

　　《20世纪西方美学史（上编）》：　　二、精神科学：开创生命哲学的新时代　　狄尔泰在1860年4月1日的日记中，对自己的学术目标进行了这样的描述：基于“历史-哲学的世界观”写一部《新纯粹理性批判》。在此后的半个世纪里，狄尔泰将这一意图发展为一个巨大的“精神科学”探索工程。“新纯粹理性批判”，这个术语似乎清晰地钤印着康德的印章。事实也正是如此，作为康德的追随者，狄尔泰在为自己的著作命名时承袭康德名著，几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有人说早期的狄尔泰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新康德主义者，但在康德与狄尔泰之间，毕竟还有黑格尔、谢林、施莱尔马赫等大家横亘其间，因此，狄尔泰对康德的追随不可能亦步亦趋。狄尔泰认为，康德的“新纯粹理性批判”等观念仅对自然科学有效，对精神科学则还需要在存在论和认识论方面进一步开拓。在这种意识的引导下，他渐渐从新康德主义转向了生命哲学。尽管如此，我们从狄尔泰所取得的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就（尤其是他所致力的“历史理性的批判”）中，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到，终其一生，狄尔泰也没有完全摆脱康德的影响，即便他的生命哲学，也与康德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譬如说，他的“生命”概念就与康德的“物自体”概念有诸多相似之处。　　当然，狄尔泰对生命问题哲理化探索的独创性也是不容否认的。也正是这方面的研究，为他赢得了传统生命哲学“集大成者”和现代生命哲学“开创者”的美誉。就此而言，狄尔泰最突出的贡献在于把生命问题提升到哲学研究的核心层面。他将生命哲学和历史理性的批判都纳入其“精神科学”体系，雄心勃勃地把有关“人及其精神”的一切领域设定为研究对象。他认为，通过个人“生活的体验”和对生命同情的“理解”，就可认识到文化或历史即生命的体现。人们通过“体验”生活的表现来认识自己的历史，而只有理解了自己的历史，人们才能系统地解释自己的经历。　　穆尔在研究狄尔泰生命哲学的著作中提出了这样一个有趣的问题：狄尔泰的“新纯粹理性批判”是应该理解为对康德“先验哲学”的根本性“突破”呢，还是应该理解为对其持续的“发展”？穆尔认为，这主要取决于“先验的”这个形容词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运用于狄尔泰的生命哲学。首先，“狄尔泰谈到生命的深不可测性和不可理解性时，似乎也经常受到一种直觉的引导，这种直觉指向生命深不可测的一面，那一面先于任何奠基，而且为此他本身不能被奠基。生命是一个我们无法破解的谜，我们不能在公式中表达或说明生命是什么。思维产生于生命中，并且在生命的关联总体中存在。它不能深入到生命的背后……对思维而言，生命依然深不可测，作为基准的思维本身产生于生命中，但他不能深入到生命的背后……一切知识都植根于某种完全不可知的东西。然而，他在文本中没有充分意识到生命的深不可测。”这说明狄尔泰的生命哲学并没有突破性的进展。此外，狄尔泰本人明确表示他的作品传承了康德的先验哲学。但是在狄尔泰那里，“先天之物”问题的认识论维度并不是最根本的维度，因为它是一个更大的“存在论”问题的一部分。“先天的”这个概念不再具有逻辑必然性和普遍有效性的内涵，而是指“可变的”、由历史决定的“结构”。因此，说狄尔泰的探索是一种“准先验的”探究也许更有道理。更为重要的是，狄尔泰不仅采用了康德的哲学的一些重要预设，而且在他修正这些预设的时候，也遵循着康德本人提出的思路。　　资料表明，狄尔泰所处的时代，工业发展非常迅猛。狄尔泰认为，欧洲文化在工业化的影响下经历了一场巨变。他认为，那个由“黑暗”“恐怖”包围的时代是一个以“科学、世界工业和机器”为标志的时代，但同时也是一个“历史意识到发展”的时代。尽管狄尔泰对这个“世界工业的新时代”怀有深深敌意，但他相信技术现代化已经给欧洲带来了根本性的“精神危机”。自然科学的成功，改变了德国的思想生活——“观念论的世界观”业已让位于“实证主义的世界观”。自然科学的快速发展夺去了思辨的、观念的哲学几乎所有的声誉。19世纪中叶出现的这场“认同危机”，使人文科学日益倾向于自然科学。哲学在“回到康德”的口号下实际上已经变成了实证主义的认识论，而且越来越疏离于它早先的规范性假设。在狄尔泰看来，这场危机的严重性怎么估计都不过分；他认为，世界正在经历着自古希腊和罗马帝国衰亡以来前所未有的绝望。由此不难看出，狄尔泰对康德的继承实际上包含着对现实的反思和批判。　　穆尔认为，狄尔泰为之奋斗的“生命品质的提升”还包含更重要的审美成分，他关注生命的诗化和审美化。在生存这种诗化方面，狄尔泰像尼采一样受到了他非常赞赏的浪漫主义派诗人和思想家的深刻影响。他赞赏艺术，不仅是由于艺术能够以人类其他表达手段无法做到的方式如实地反映生活，而且更具体的是由于它唤起了我们的生活理想。他在后期的一些文本中列举了莎士比亚、塞万提斯和歌德等伟大的诗人教会我们的东西，是理解世界并在此基础上树立一种生活理想。在世俗的现代世界里，艺术已经取代了宗教来解答重大的生命问题。最终他的内在性的哲学让我们看到，我们必须将生命本身当作一件艺术品。在他看来，充分回应现代文化的危机，似乎需要整合科学、道德和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