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背景下外语专业跨文化交际教学与实践研究

作者：车春英

页数：154

出版社：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1

ISBN：9787563969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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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大学外语教学是我国教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多次教学改革，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外语教学体系。总的来说，外语教学正朝着稳定的方向发展。然而，在外语教学健康有序发展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我国外语教学的不足，即外语教学中缺乏对文化因素的理解。语言和文化密切相关。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因此，学生语言的研究离不开文化研究。一旦文化被删除，学生就无法真正掌握外语。在现实的外语教学中，大多数教师仍然处于传统的知识投入产出模式中，对外语跨文化教学的关注还不够。但是，应该清楚的是，学习外语最终是为了沟通和交流。跨文化素可以避免沟通中的文化笑话。学生在学习外语以增加跨文化知识，并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价值观等，这对外语学习来说无疑是有利的。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世界各国的交流已经打破了空间的界限，文化交流也越来越频繁。在互联网的帮助下，西方价值观和生活方式逐渐蔓延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一些学生开始盲目崇拜西方文化。从这个层面来说，有必要明确跨文化教学的概念。所谓跨文化教学中的文化因素不仅应包括西方的文化，还应包括中国文化，以及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融合。学习多元文化知识可以帮助学生更深入地了解自己的文化，从而帮助他们理解中西文化的差异，帮助他们更好地学习外语。　　《“一带一路”背景下外语专业跨文化交际教学与实践研究》结构严谨，内容丰富。是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背景下对外语专业跨文化交际做的研究。该书详细介绍了外语跨文化教学中涉及的多个方面，使外语专业跨文化教学成为一个系统，层次分明。外语跨文化教学是外语教学研究的重点。这一问题的梳理将不可避免地为外语跨文化教学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资料。

目录

节选

　　作为文化人类学的基本研究方法，跨文化比较被广泛应用于社会学、心理学、民俗学、语言学、文学等领域，也是跨文化传播学术领域常用的研究方法之一。　　跨文化比较作为研究方法的主要特征，是通过对在不同文化中获得的资料进行比较分析、验证假设，从文化现象的差异和独特性中，找出不同文化所具有的共同要素，以及文化中内含的某种规律或通则。进一步说，跨文化比较并不单独观照单一的社会或文化的某一方面，而是力求避免单一环境狭窄范围的界限，在更广阔的视野中寻找社会文化变迁的由来及科学解说，为研究者深刻把握人类行为提供可能。　　在古希腊时代，一些学者就运用比较方法展开对希腊与波斯的社会与文化研究。19世纪的孟德斯鸠、孔德等也通过比较来确定和解释社会间的差异和共性。孔德还指出，比较方法作为实证科学的基础工具，可用来发现人类最基本的法则——进化法则。洪堡特在1836年出版的《论语言结构的差异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通过对人类语言结构的比较去探究不同的语言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不仅对后来的语言学研究有深远影响，也是了解早期人类学及其比较研究的历史的重要典籍。爱德华·泰勒在1888年发表的《制度发展的一种调查方法》一文，以多达350个民族单位的资料为基础，对社会制度各要素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了分析，被认为是运用跨文化比较方法的早期代表。博厄斯在1928年出版的《人类学与现代生活》中指出，比较研究不能局限于仅仅比较发展的结果，还必须比较发展的过程。在他的影响下，玛格丽特·米德在1935年出版的《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对新几内亚三个不同部落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和性别角色等方面进行了比较研究。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学者的一些研究实践证明了针对中国与其他文化的比较研究，有助于深度探寻中国与西方等不同文化之间互动、参照与发展的历程。20世纪40年代，许娘光出版的《中国人与美国人》在婚姻、政治、经济体制及观念等几个方面进行中美比较，并提出：美国人看重自我依赖的“个体中心”，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则看重相互依赖的“情境中心”。同期，费孝通出版的《被土地束缚的中国》选择了地处中国沿海地区的江村和云南内地的禄村、易村和玉村进行比较，通过社区调查逐步接近、认识社会的全貌，最终提出了有关中国土地制度的理论，并形成了有关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框架。　　三、话语分析　　话语分析源自20世纪中后期西方语言学界面向符号和言语活动的研究，主要特点在于：探究话语和语境的关系，把握话语中隐含的观念结构、意义、认知和记忆，发掘其背后的价值立场、意识形态、权力关系以及思维方式，同时，考察参与话语活动的主体与社会事实之间的互动关系，因来自不同理论、有不同学科立场，有关话语的定义差异甚多。　　在语言学的视域下，话语主要是指社会互动过程中呈现的丰富和复杂的语言和言语方式，包括口头语言、书面语言及两者的延伸部分。话语的物化形态，通常是大于句子的、连续的语言交际单位，“文本”是话语的一个向度，也是关于事物、事件或现象的叙事——叙事是基本单位，对话是根本条件。在语言学研究看来，话语构成了社会生活的主要甚至是核心部分，日常生活多是通过语言生活实现的，日常会话、大众传媒、商务谈判、法律文件、文学作品等，都在话语的范畴之内——具有特定的意图、主观意向或特定的目标，反映着人们对世界的理解和表达方式，并受到传者、受众、文本、语境、传播方式等诸多要素的制约。　　1952年，泽利格·哈里斯（Zellig Harri）发表《话语分析》一文时，将话语分析的重心还放在语言文本上。其后，话语分析持续受到理论语言学、结构主义语言学、语用学等语言学分支的影响，还从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哲学、人类学等学科吸收了经验，不再把语言仅看作研究者反映客观世界、表达思想的中介或工具，而是把语言当作研究对象本身；不是假设研究对象的叙事反映了什么事实，而是分析在不同的语境中为什么会有不同的叙事以及这些叙事被建构的过程和效果。　　在语言学话语分析的实践中，主要秉持三个基本观念：第一，说话者会受到特定语境的影响；第二，说话者会有策略地运用语言以达到自身的目的；第三，有策略地生成或理解语言活动，受到特定文化的一定影响。话语分析对话语与语境关系的重视，也体现了质性研究重视语言的理念：语言不只是反映世界事物与表达主观认识的媒介，也是构成社会活动或社会现象的主要因素；话语的意义是在历史和文化中生成的，并随着历史的变化而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