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安陆[等]编写
页数：285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
ISBN：9787300085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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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
人民大学校史研究丛书
总 序
纪宝成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校史对于学校的重要性，如同国史之于
国家。没有国史，国家就会缺少根基，失去灵魂；没有校史，学校亦
无从寻觅其精神故乡，无法从中获得经验，汲取力量。校史研究和校
史工作，毫无疑问是一项“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
世”的重要的文化工程。
中国人民大学有着坎坷而辉煌的历史。说其坎坷，是因为学校从其
前身陕北公学，到后来的华北联合大学、华北大学，以及建国后在华北
大学基础上成立的中国人民大学，一路上栉风沐雨，荆棘满布，随着国
家和民族的命运而跌宕起伏；说其辉煌，是因为中国人民大学始终沐浴
在历代党和国家领导集体的关怀之下，披荆斩棘，艰苦奋斗，始终与党
和国家同呼吸、共命运，并发展成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一面旗
帜”。概括地说，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亲手缔
造了中国人民大学；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给予了
中国人民大学第二次生命；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
赋予了中国人民大学“与时俱进”的新品质、新灵魂；以胡锦涛同志为
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并全力推行科学发展观，全面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认真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教育优先发展战略，为学校在新时
代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一所学校的发展历史与新中国波澜壮阔的奋斗史
如此紧密联系，这在我国1 000多所普通高校中是独一无二的。
校史研究作为一项承前启后的工作，可“鉴古而知今”、“彰往而
察来”，它不但可以告诉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更重要的是知会我
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告诉我们应该如何继承先贤精神，。在奔流的历史
长河中留下不朽之功。史家公认的撰史“存史、资政、教化”的三个
功能，同样是校史研究的重要价值所在。通过追问历史，与历史对话，
探究前人办学的成败得失，感悟学校的风骨、风貌和风情，我们可以
对现实中的问题进行历史性的探讨，并有针对性地决定学校的发展定
位和发展战略。对中国人民大学来讲，我们多年研究校史，享受校史，
已经从中获取了许多智慧和动力。我们在新世纪确立创建以人文社会
科学为主的“人民满意，世界一流”大学的奋斗目标，其实就是继承
历史、结合现实作出的重要抉择。我想这应该就是我们校史研究的当
代价值所在吧。当然，这种当代价值还应当包括对高等教育界和其他
社会层面的意义。
进入新世纪，我们提出并践行“人民，人本，人文”的办学理
念，“大师，大楼，大气”的办学思路，“真情，真想，真干”的行
动纲领，这与学校的历史是一脉相承的，又是与时俱进的。研究校
史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这样的精神气质，深刻理解我们为什么会提
出把我校建设成为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人民满意，世界一流”
大学的奋斗目标。
研究校史。首先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人民，人本，人文”的
办学理念。
我们在新世纪总结出来的“人民，人本，人文”的办学理念，是
我校从党和国家的期望，从社会经济和高等教育发展的需要，从人民
大学的历史地位、学术实力、自身发展这样三个角度审时度势提出来
的，是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感受新的历史使命和时代精神的结晶，其
中也包含追思历史本源、凝练先贤智慧的结晶。
对于中国人民大学这样一所因人民而诞生、以人民而命名的大学
来说，为人民服务、让人民满意是学校一切工作的出发点。毛泽东曾
赞誉陕北公学“是属于中华民族的”，“中国不会亡，因为有陕公”；刘
少奇在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开学典礼上讲话指出，中国人民大学“是
我们中国第一个办起来的新式的大学，在中国历史上以前所没有过的
大学。中国将来的许多大学都要学习我们中国人民大学的经验，按照
中国人民大学的样子来办其他的大学”，并勉励学生“当在人民困难的
时候，你们在吃着人民的小米……你们如不能很好地去为人民服务，
那就不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可见“人民”二字赋予人大人的责任
何其重大!我们把“人民”写入办学理念，主要是强调“人民大学为
人民”，在一切工作中都要秉承为人民服务的办学宗旨，坚持崇高的使
命感、责任感，遵循教育发展规律，按照国家、社会和人民的需要，
追求真理，繁荣学术，着力培养学生热爱人民、心系大众的立场，以
及忠诚、勤勉、朴实、友爱的品质。理解了人民大学这一独特而神圣
的传统和风骨，也就不难理解我们为什么要在学校“世界一流”的奋
斗目标前面庄重地加上“人民满意”四个字。
理解“人本”、“人文”同样如此。“人本”即以人为本，我们办学
探索七十年，之所以走出辉煌的学科建设历程，之所以写下骄人的人才
培养篇章，正是由于学校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办学精神。学校历来把包
括优秀教师和干部在内的人才放在办学的第一位，努力营造尊重人、关
心人、爱护人的人文环境，全心全意依靠教师治教、治学，始终关爱学
生，“以学生为本”进行人才培养。“人文”是指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和
人文气息浓郁的办学特色。这个特色是由学校特定的办学历史、办学任
务决定的。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陕北公学、华北联合大学和华
北大学主要是为了夺取战争胜利培养优秀的文职人员、政工干部，新中
国成立后，中国人民大学承载为国家培养“万千建国干部”的重要使
命，所设学科主要为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学校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孜孜
以求，躬耕不辍，在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作出奠基性、开创性贡
献的同时，也逐步积淀出“人文立校”的独特气质。进入新世纪，我们
坚持特色强校、内涵提高，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继续坚持以人文社会科学
为主的办学特色，大力弘扬人文精神，努力培育科学精神。
研究校史。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贯彻“大师，大楼，大气”的办学
思路。
新世纪提出的“大师，大楼，大气”的办学思路，是我校历史上
一以贯之并且经过实践检验的工作思路，是指我们办一流的大学要有
众多的学术大师，要营造拔尖、创新人才不断脱颖而出的环境；要有
优良的教学科研设施，要进一步加强“硬件”建设，不断改善办学基
本条件；要有优良的校风学风，要有博大的胸怀、开阔的眼界、宽广
的气度和浩然正气，为国家、为社会、为人民培养优秀建设者和领袖
人才。这是学校建设发展的基础和根本。学校从建校起就着力培养优
秀师资，延揽著名学者，他们为校园营造出浓厚的治学氛围，积淀了
厚重的文化养分，为我们今天建设一流大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优良
的教学科研设施同样也是学校提高办学质量的基本条件之一。人民大
学有个令人自豪的传统，就是艰苦奋斗的精神，这是学校取得成绩的
根本所在。艰苦奋斗不仅包括在艰苦的条件下创造出一流的业绩，还
包括为改善学校办学条件作出不懈努力。从校史研究中我们可以体会
到建校以来学校为改善办学环境付出的艰辛。以校舍建设为例，学校
从建校初期的50多处分散校舍，到后来争取土地和投资建设西郊校园
主校区，几多变迁、几番周折；“文化大革命”后复校，学校为争取占
用单位退还校舍，付出了很大代价；之后由于投入严重不足等原因，
校园建设曾经一度远远滞后于其他同类学校。可以说，我们在新世纪
多方争取支持和理解，大力加强校园建设，持续完善办学设施，是顺
应历史需要、实现前辈夙愿之举。校史研究还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
“大气”的含义。学校在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都努力营造民主平等、
和谐包容的学术气氛，提倡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基本方针。
为了建设一流大学，我们要进一步提炼大学精神，弘扬民主作风，构
建“兼容并蓄，有容乃大”的学术自由环境，培育浩然之气，从而不
断造就人才辈出的学者队伍，形成一大批堪称传世之作的学术成果，
培养出德才兼备、志向高远的优秀人才。
研究校史，还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实践“真情，真想，真干”的行
动纲领。
“真情，真想，真干”的行动纲领，就是希望广大教职员工胸怀热
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学校的真挚情感，树立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事业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培养优秀人才的崇高理想，做到
想干事、敢干事、能干事、干成事，为建设“人民满意，世界一流”
大学作出贡献。从校史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一代又一代的师生员工为
了人民大学的发展，为了我国的教育事业，为了民族的解放、独立和
复兴作出了巨大的、开拓性的积极贡献，这样的校史，其实就是一部
饱含着“真情”的历史，一部贯穿着“真想”的历史，更是一部始终
奋斗着的“真干”的历史。学校长久形成的热爱人民、服务社会的奉
献精神，“始终奋进在时代前列”、自强不息的先锋精神，实事求是、
脚踏实地的科学精神，都将激励我们在新世纪努力奋斗。校史研究有
利于广大师生员工形成对校情校史的共识，有利于“共同体”的“身
份认同”和凝聚力、向心力的形成，这是建设“人民满意，世界一流”
大学的动力和保证。
“一篇读罢头飞雪”，历史蕴藏着何等丰富的世界和情感!只有善
于反省和超越的大学，才会在建设和发展征程中不断展现其勃勃生机。
中国人民大学一向重视校史研究，前人的研究成果成为今天不可多得
的宝贵财富；进入新世纪，我们进一步推动校史研究工作，希望从中
挖掘出无尽的宝藏，获得不竭的智慧和动力。在学校即将迎来建校七
十周年华诞之际，我们决定出版“中国人民大学校史研究丛书”，作为
献给学校的一份“精神厚礼”。丛书既包括学校主持编写的史稿，又有
记载学校要事线索的纪事，还有教职员工和校友的回忆录等，学校以
后的校史研究成果都将纳入本丛书之中。我对此深感欣慰，同时希望
我们的校史能够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既体现共性，又彰显个性；既
反映时代的影响，更反映时代的互动；既要有宏观的鸟瞰，又要有细
节的挖掘；既体现物质层面的变迁，更体现学校精神风貌的传承。总
之，我校作为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大学，校史研究更要突出学校作
为高等学府和学术殿堂的人文底蕴和精神力量，使读者从中看到我们
的求索，看到我们的奉献，看到我们的风骨、力量和赤子情怀。
历史令我们心潮澎湃，未来让我们豪情满怀，而面对现实，我们
唯有不辱使命，鞠躬尽瘁，办好人民大学。相信校史研究丛书的出版，
必将有助于人大人更加知我学校，爱我学校，荣我学校；亦将有助于
社会各界以至于世界更进一步了解人大，关心人大，支持人大!
我们深知，仅仅靠一个部门、几个人很难把校史研究做得尽善尽
美，加之时代久远，几经变迁，资料搜集相当不易，这些研究成果或
许会与大家的期待有一定的距离。我衷心地期望大家能够多提意见，
不断地丰富它，充实它，完善它。
上述感言，算是序吧。
2007年7月31日
引 言
1937年前夕的中国已是危机四伏，忧患交加。于内，反革命势力猖獗
一时，妄想以独裁形式统治国家；于外，帝国主义虎视眈眈，企图以武力
征服中国成为其称霸世界的基地。在当时的中国，社会、政治、经济与文
化的每个方面都浸透着沉重的民族灾难。然而，在延安，在这样一块穷乡
僻壤的山沟沟里，革命的“星星之火”在经历了伟大的征程后重新燃起，
并且愈燃愈烈。这座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之都，逐步成为中国人民心
目中指引民族获得重生的一盏明灯。
在这一时期，有许多青年正不由自主地涌向延安，并于此燃起了挽救
民族危亡的希望。他们渴望求学，渴望为民族的独立与国家的解放贡献一
己之力。著名诗人柯仲平曾经写下《延安与青年》①一诗，抒发当时进步
青年冒死奔赴延安的情感：
青年，中国青年，
延安吃的小米饭，
延安穿的麻草鞋，
为什么你要爱延安?
青年回答：
我们不怕走烂脚底板，
也不怕遇上九妖十八怪，
只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饭，
不能到前方去抗战，
只怕取不上延安的经典，
不能变成最革命的青年。
为了争取这群人，吸收和教育他们参加抗日，同时也为了培养党的革
命干部，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决定在延安成立一所由自己独立领导的、
具有国民教育性质的学校。
一、抗战初期的局势与国家教育状况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者旋即发动全面侵华战
争。短短三年间，由于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施行“不抵抗”或者“消极
抵抗”策略，致使大片国土沦丧敌手，中华民族内忧外患交加。
随着战争波及的范围日益扩大，国内许多知名学府遭受劫难。平津地
区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被日军据为兵营，南开大学毁于轰炸。南方各省
高校如国立中央大学、浙江大学、湖南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等，大
多于1937年的淞沪战役前后，遭日军战机轰炸而遭到严重破坏。幸存下来
的高等院校寥寥无几，且办学举步维艰，师生几无容身之所。“在此次战
争中，蒙受损失最大者为高等教育机关……故敌人轰炸破坏，亦以高等教
育机关为主要目标。”①到1938年8月底，全国108所高校遭到战争破坏
的达91所，其中全部被毁者有10所，25所被迫停办。抗日战争爆发前，
各校教授教员共7 560人，职员4 290人，学生41 922人；抗日战争爆发后，
受战争影响的教员达2 000余人，学生达20 000余人，占全数的50％。②
为免遭战争破坏，保存抗战之民族文化教育的根本，南京国民政府着
手进行高校内迁的工作，先后颁布了《战时内迁学校处置办法》、《社会教
育机关临时工作大纲》等文件。这些文件对战时高校的迁移、安置等作了
指示和规定：“各省市教育厅局，于其辖区内或境外较安全之地区，择定
若干原有学校，即速加以扩充，或布置简单临时校舍，以为必要时收容战
区学生之用。”①学校在受“轻微袭击时应力持镇静，必要时可作短时停
闭，激烈战事时可暂停或迁移”②。在此时期，尽管国民政府教育部制定了
相关的整体性迁校计划，但因其尚有自顾之虞(国民政府中央机关正急于
由南京西迁陪都重庆)，根本无力采取切实举措支持全国高校迁移。因此，
全国各高校只能完全凭借师生自身的力量与意志辗转迁移西南、西北。国
立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及北洋工学院于卢沟桥事变爆发不久后即迁往
西安，组成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后因日军频繁轰炸西安，二迁汉中，三迁
南郑，于1938年4月更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同期，北京大学、清华大
学与南开大学南迁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国民党军队淞沪战役失利，
南京失守后，战事渐入华中腹地。长沙临时大学于1938年4月再度长途辗
转迁徙昆明，此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至1939年春，国内100多所高
校已有90多所实施内迁。由于长途迁移，行程维艰，其间战事骚扰频多，
物毁人亡之事频有发生，加之环境不适，居无定所，致使课业艰难，因此
多有师生流离各地。此次中国教育史上罕见之大迁徙，客观上造成了当时
中国华北、华东地区教育建制的“真空”。
二、中国共产党对创办教育的认识及经验
中国共产党本身就是由一群具有远大政治抱负的革命知识分子创建
的。在其政治理想与革命精神的感召下，又渐渐地吸引、聚拢了一大批受
过高等教育的有识之士与进步青年。因此，中国共产党对于教育及创办教
<节选内容>=育有着极为深刻的认识。
列宁在俄国革命早期就指出：“我们公开声明，所谓学校可以脱离生
活，可以脱离政治，这是撒谎骗人。”①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便践行了列
宁的主张，在开展各种革命活动中重视教育的意义与作用，强调“教育必
须为政治服务”，“教育不能脱离政治，不能脱离生活”②。1921年10月，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创办了平民女学，首次开始探索党支持教育、创办学校
的道路。其后，1922—1923年间又开办上海大学；1926年参与并协助中
国国民党创办黄埔军校；同年，邓中夏、刘少奇在广州为全国总工会创办
劳动学院，毛泽东等在广州、武汉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苏兆征在武汉开
办工人运动讲习所。1933年在江西创建了革命根据地后，随着中央苏区革
命政权的建立，中国共产党在瑞金成立了共产主义大学，以培养党的工作
干部。同时还设立苏维埃大学，工农红军大学，中央列宁师范学校，无线
电、卫生技术学校等及工农红军步兵特科学校，以培养各类干部与人才。
这些实践都为中国共产党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积累了重视教育、支持教育
的认识与经验。
在上述的十多年间，中国共产党已经开始设想并初步探索建立一套以
党的政治目标为主导的教育体系。1934年，毛泽东在《苏维埃文化教育的
方针和任务》一文中指出：“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在什么地方呢?在
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
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而文化建设的中心任务
则“是厉行全部的义务教育，是发展广泛的社会教育，是努力扫除文盲，
是创造大批领导斗争的高级干部”③。依据这个总方针与中心任务，各个根
据地的党组织采取了革命措施，依靠群众力量，创造性地建立起各种新型
学校，。创造了各种崭新的教育组织形式，奠定了革命政权下的新教育制度
的基础。譬如，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根据地普遍实行社会教育和儿童教
育。在农村，一方面设立夜校，帮助农民识字；另一方面设立列宁小学，
让农村儿童上学读书。“1930年，在国统区号称教育最发达的江苏省，人
学儿童仅占学龄儿童的13％；而红色区域内，如江西省兴国县的人学儿
童，却占学龄儿童的60％以上。”①在战争环境下，虽然学校设备简陋、办
学期限短促，但是中国共产党以革命精神来办学，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根
据地农民的文化素质，同时也为后来的革命准备了大批的优秀干部人才。
三、陕北公学创建之前的西北教育状况
自清末以来，国家积弱甚深，社会与经济事业多受战事困扰。至民国
二十年(1931年)年初，国民政府依然无力投资社会教育，致使国家文化
教育事业在经济落后的基础上，停滞了近20年。按民国政府教育部统计，
1930年全国有高等学校86所，其中公立大学32所、公立专科2l所。②至
1937年抗战爆发前夕，全国专科以上高等学校为108所，且绝大部分集中
在沿海各省与大城市，如上海有大专院校25所，北平有14所，广东省有
7所。③在长达7年的时间内，“国民党政府统治地区的学校，从小学、中
学到大专学校，是没有多大发展的。”①对于西北地区而言，教育基础在唐
代虽盛极一时，但在后朝国家的政治文化中心历经东迁南移之后，渐已薄
弱。20世纪30年代，全国平均每万人中中等学校学生数为11．1人，东部
沿海地区如上海为213人，而西北地区如青海则不足1人。⑤除了几所中
学外，西北地区官办高等院校寥寥无几，有志青年多辗转千里，负笈
平津。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与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经过一年多时间
的长征到达陕北。在长征初期，有八万之众从中央苏区出发，到达陕北
时，人数仅剩万余。1935年11月，毛泽东在象鼻子湾全军干部会议上对
红军长征的意义作了深刻的阐述：“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
以我们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告结束。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
种机。它将载入史册。我们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时，是八万人，现在只剩
下一万人了，留下的是革命的精华，现在又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了，今
后，我们红军将要与陕北人民团结在一起，共同完成中国革命的伟大任
务。”①正是这批幸存下来的衣衫褴褛的党员干部与部队(其中也包括中央
苏区的部分教育人员)，成为日后中国革命的精英，并最终改写了中国的
历史。
1936年夏，中共中央为了适应当时的政治环境以利于建立抗日统一战
线，在原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的基础上创办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但是，
此时的抗日红军大学的教育方针与内容已经明显不同于中央苏区时期。同
期，中共中央又在瑞金时期的共产主义大学、苏维埃大学与中央列宁师范
学校的基础上，仿照苏联模式创办了中央党校。中央党校与抗日红军大学
在陕甘宁边区的建立，客观上填补了西北中国高等教育建制的空白。但
是，由于抗日红军大学“这个学校是带着军事性质的，因为它的目的主要
是为着教育与培养军队的干部”②，而中央党校则是培训高级党政干部，因
此，这两所由中国共产党创办的学校在当时并不具备国民教育的性质。
随着陕北革命根据地政权逐步得以稳固，中国共产党对各项社会事业
的认识渐趋深刻。1937年7—9月，中共中央多次提出改革旧教育的问题，
并把教育改革作为进行全面抗战所应采取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的重要组成部
分。特别是卢沟桥事变以后，中共中央进一步认识到了开展国民教育的重
要性，因而提出“实施国防教育”的口号，主要内容是建立新的教育体系
和改革旧教育制度。1938年年初，由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改名而来的中
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以隶属地方政府的形式被纳入国民政府教育机构
序列，并成为当时西北地区唯一一所由国民政府教育部直接管辖的高校。
t938年10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决定“加强
红军的军事文化教育，实行必要的文化建设”①。
在20世纪30年代——这个革命风起云涌的时期，所有这些因素为陕
北公学的诞生奠定了现实基础。当1935年12月中共中央迁至延安后，延
安逐步成为中国革命的圣地，成为“播种”陕北公学的土壤。在“革命教
育”、“抗战教育”等号召的吸引下，全国大批进步青年从四方而至。一时
间，天时、地利、人和皆备。
第二章插在敌人心脏上的一把剑——
华北联合大学(1939年7月一1948年8月)
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和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互相
支援、协同作战，使日军伤亡惨重，财力消耗巨大，无力进行战略进攻，
陷入了困境。1938年10月，战争双方进入相持阶段。“速战速决”、“武力
征服”难以奏效，日本被迫调整军事部署，停止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战略
进攻，集中兵力投人后方战场对八路军、新四军作战，向华北军民实施大
规模“扫荡”，以巩固其占领区；提出“竭泽而渔”的“囚笼政策”，分割
封锁各抗日根据地，企图各个击破。
与此同时，1939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也使国民党政府的
内外政策发生了变化，政策的重点由对外抗日转向对内反共，开始实行消
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确定了以政治反共为主、军事反共为辅的方
针，并不断在各地制造摩擦事件，残杀八路军、新四军干部、战士和共产
党员、进步人士，反共活动日益猖獗。
1939年春夏，日军增兵华北，妄图渡过黄河进攻中共中央所在地陕
北，并且几次派小部队试图西渡黄河，但都被八路军击退。国民党反动派
也增兵关中，在枸邑、淳化一带几次袭击八路军，并加紧封锁陕甘宁边
区。当时，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共办了17所干部学校，有师生数万
人。在战火逼近陕甘宁边区时，中共中央决定疏散学校，减少非战斗人
员。当时，学校的去向成为关键问题：如果向后退到甘肃，那里有国民党
顽固派的袭扰，形同困途。于是中共中央确定了后方和前方、陕甘宁边区
和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同时办学的方针，决定陕甘宁边区几所主要学校向
华北前线挺进，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延安
工人学校四校联合，成立华北联合大学，和抗日军政大学一起开赴华北敌
后抗日前线，开展国防教育，坚持在华北地区进行抗战。
第一节抗战初期的根据地局势与华北联合大学的创建
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1939年7月7日，在抗日战争爆发两周年纪念
日，华北联合大学宣告成立。华北联合大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的产物，她为抗日战争服务，也随抗日战争而发展；她是中国共
产党中央领导的一支教育兵团、一支铁的文化纵队。
华北联合大学实际上是由四所院校在党的统一领导下的联合办学，而
各部的教学功能保持独立的格局。
一、鲁迅艺术学院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大批文艺工作者和一些抗日文艺团体，如上海
救亡演剧五队等，从平、津、沪、武汉等地来到延安。刚到延安的文艺工
作者和在土地革命时期就从事文艺工作的老同志汇聚在一起，他们激情满
怀、热情奔放，使延安的文艺活动十分活跃。为庆祝“十月革命节”，这
些文艺工作者组织了联合演出。1937年12月11日，为纪念广州起义十周
年，文艺工作者演出了沙可夫等创作的话剧《广州暴动》。为纪念“一·
二八”淞沪抗战六周年，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和第十八集团军西北战
地服务团二团的六七十位文艺干部及有艺术特长的学员组成临时班子，公
演了由沙可夫、朱光、左明集体讨论，沙可夫执笔创作的三幕话剧《血祭
上海》。这次演出持续了十多天，获得延安各界观众的好评。在结束演出
的座谈会上，有人提议在延安创建一所艺术学校，这个建议博得与会人士
的热烈掌声，也得到了出席座谈会的中共中央领导人的赞成和支持。于
是，艺术学院筹备委员会就在这次座谈会上宣告成立了。一周后，中共中
央公布了由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徐特立、成仿吾、艾思奇、周扬七
人联名发出的《鲁迅艺术学院创立缘起》。《缘起》指出：
在这抗战时期中，我们不仅要为了抗日动员与利用一切现有
的力量，并且应该去寻求和准备新的力量，这也就是说：我们应
注意抗战急需的干部培养问题。
艺术——戏剧、音乐、美术、文学是宣传、鼓动与组织群众
最有力的武器。艺术工作者——这是对于目前抗战不可缺少的力
量。因之，培养抗战的艺术工作干部，在目前也是不容稍缓的
工作。
我们边区对于抗战教育的实施积极进行，已建立了许多培养
适合于抗战需要的一般政治军事干部的学校(如中国抗日军政大
学、陕北公学等)，而专门关于艺术方面的学校尚付阙如；因此，
我们决定创立这所艺术学院，并且以已故的中国最大的文豪鲁迅
先生为名，这不仅是为了纪念我们这位伟大的导师，并且表示我
们要向着他所开辟的道路大踏步前进。山
1938年3月，鲁迅艺术学院在延安城北门外一里多的山坡上建立起
来。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创办的第一所综合性的艺术高等专门
学院。为了把学校办好，中共中央决定鲁迅艺术学院成立学校董事委员
会，成员既包括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党中央负责人，也包括蔡元
培、宋庆龄、何香凝等社会知名人士和学者，其中还有鲁迅先生的夫人许
广平。1938年4月10日，鲁迅艺术学院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亲自题写
了校名。建院之初，鲁迅艺术学院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成立院务委员会，
实行集体领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