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概论

作者：檀江林主编

页数：243页

出版社：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3

ISBN：9787030372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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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由内在紧密关联的四大文化模块构成: 首先对中国文化的总体状貌、形成背景、发展沿革和基本精神进行系统阐释, 然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五大核心内容进行系统阐释, 进而对中国五大文化门类的精髓展开深度挖掘。

目录

节选

　　一、中国古代文学的基本精神　　（一）经邦纬世、儒道互补的政教伦理观　　在中国这块古老而文明的土地上，漫长的封建宗法制度的统治，造就了典型的政治伦理型文化。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内涵的政治道德精神，成为涵盖着一切艺术思想价值的主导精神，以“求善”为目标的道德伦理取向和以“求治”为目标的政治取向，在古代文学中形成的思想合力，强有力地占据了文学观念的主体地位，展示出中国文学鲜明的政教伦理型文化特质。这一观念系统是与政治、伦理、哲学等社会意识关系最紧密、直接的文学观念，因而在其理论蕴含中，也最能体现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主体价值取向，即浓郁的政治教化属性和鲜明的道德训诫色彩。中国古代的文学价值理论，之所以从总体上显现出如此鲜明的政治伦理型文化特征，原因并不仅仅在文学的“经邦纬世”、“道德风教”等价值学说历来被人们论述得最多、强调得最为充分，更在于古人在阐说文学的功用和价值理论时，其最终的价值取向，也都不同程度地指向政治伦理，从而使政治伦理精神深入到各种文学价值观念之中，成为贯穿各个历史时期不同价值主张的共通性特点，给古代文学理论罩上了浓厚的政治伦理化光环。　　以教化为功用的中国文学，在内容上往往偏重于政治和伦理道德主题。民生苦乐、宦海浮沉、国家兴亡、人生聚散、纲常序乱等，一直是中国文学的主旋律，不管是诗歌、散文、小说还是戏曲，概莫能外。儒家的人世哲学和教化观念，给中国文学带来了政治热情、进取精神和社会使命感，但也抑制了自我情欲的释放，自由个性的迸发和自我意识的开掘，尤其是“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观念，使文学蒙上了理性主义的烟霭。中国文学讲求中和之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一般不过分热烈地表达情感。中国旧体诗大都感情节制、思想含蓄，言有尽而意无穷，同样凸显浓厚的理性主义色彩。　　在中国思想体系上，儒、道两家的思想体系互为补充，儒、道、释也常常合流。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思想，概因儒家倡导内圣外王、传承兼济思想，道家则秉承“无为”之旨，力守独善精神。在中国文人身上，积极人世和消极避世理念往往交织、彼此消长。慷慨悲歌与愤世嫉俗，则成为古代知识分子常有的心理状态和艺术意念。虽然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学总体风格的影响占主导地位，但老庄哲学对中国文学艺术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主张，揭示了艺术中虚和实、无和有的辩证法。对于形成中国文学含蓄精练的艺术表现形态有重要作用。中国文学强调以虚写实、以静写动的表现方法，文人不喜欢纤毫毕现地直接描述，而把艺术感觉、艺术想象的空间留给读者自己去品味、揣摩和思寻，追求不可言传的大音、大象，即美的极致，创造出无声胜有声的艺术境界。其二，“大制不割”、“道法自然”，强调一种自然的完整性，自然的纯朴、素朴、浑朴。然而，至高无上、形而上的道，要求“法”形而下的自然，强调自然的美。因而，中国文学艺术家向来把刻苦的技巧训练与不露刀斧凿痕的无技巧境界结合起来，成为毕生孜孜以求的艺术境界。由于上述两方面的影响，中西文学相比，西方文学显得直截了当、率性任真，中国文学则委婉曲折、含蓄深沉；西方文学锋芒毕露、深刻博大，中国文学则绵里藏针、机智微妙；西方文学崇尚一泻千里的铺张，中国文学独守尺幅万里的浓缩。　　（二）情境交融、融洽亲和的审美意蕴　　中国文学审美中常产生的活动形式有：一是触景生情。在自然美的欣赏或以自然景物为反映对象的文学创作中，触景生情是最普通、最常见的审美情感活动。审美主体由于感受到不同的、变化着的自然景色，从而产生变动的、内容相异的情绪和情感活动。二是同情共鸣，当我们欣赏古典文学作品时，常常会与作品中的人物产生共鸣。在共鸣中，读者的感情和作品中的人物及作者的感情相互交流、融成一片，爱作者之所爱，憎作者之所憎，甚至化身为作品中的一个人物，扮演一个角色。三是移情感受。移情感受是我们在读作品时，因情感的能动作用，而由自然事物的特征与人的情感、活动的相似而形成的类似联想。在此，自然事物的形象特征与人的感情活动融为一体，使人感觉到自然事物本身也有感情和活动。　　中国文学在创作方法上不重写实而重写意。如古典诗歌中游历山川、探览名胜、凭吊古迹的题材，可以处理成叙事性或描述性的作品，但在众多的诗歌中，却往往代之以象征、暗示、隐喻、抒情等艺术手段，而虚化了即目所见的景象。如唐朝诗人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完全是人生的感喟、心灵的外射和意念的迸发。古诗常提倡情景交融，其实也是借景抒情，着眼点在于内心郁积情感的宣泄与抒发。　　融洽亲和是中国古代文学审美意识的集中表现。这种人与自然的亲和倾向，在《诗经》和唐诗宋词中都得到充分体现。如《诗经》开篇的《周南·关雎》，以水鸟和鸣起兴，吟咏男女之间的恋情，给人一种温暖和谐、人与自然无限亲近的感觉。在先秦诸子文章中常言“和”，或言自然事物之和，或言审美心理之和，或进入社会伦理层面而言和。特别是从孔子提倡“中和”起就包含着对人伦亲情之和的重视。他提出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命题，为后世文学审美奠定了基本原则和标准。唐诗中有多种类型的诗，诸如田园农事、爱情婚姻、征战宴饮等，无不凸显了人与自然的融洽亲和，把人的思想渗透到自然之中，达到主客交融，物我合一。“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等著名诗句，无不成其典范。王国维称之为“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