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片天空下:走进历史的全球之旅

作者：诺曼·戴维斯（NormanDavies）

页数：912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0

ISBN：9787521718133

电子书格式：pdf/epub/txt

内容简介

旅行是一门看的学问，有心的旅行者借着眼中所见发现自我，治疗固执和偏见，追求知识和美德。一天，历史学家诺曼·戴维斯接到了来自地球另一端的讲学邀请，于是，惯常在时间中穿行的他决定踏上一场环球之旅。他一生都在寻索表象之下的现实，打算用这场尤利西斯式的冒险来践行看的学问。这段跨越五大洲、三大洋的旅程，从英国西南端开始，一路向东，直至英国人眼中的东方；而后折向南边，探访南半球印度洋和太平洋中的岛屿；接着返回北半球，在美洲停留后向东跨越大西洋，回到传统意义上的西方。戴维斯边旅行边讲学，空间拓展了他对人类历史的理解。面对生活世界大为不同的听众，他谈论帝国扩张时代欧洲对内对外的征服；跨过一条条经线，他踏上异乡的土地，也步入那里的历史。在德里由多语路牌标示出来的喧闹街道上，他思索殖民和种姓制度之下的抗争，试图理解印度这个有上千种语言、至少七大宗教文化的国家。在毛里求斯，他研究起从法语变化而来的克里奥尔语，想象近代以来，欧洲人、非洲人、印度人、华人如何跨越大片水域，来到这个一度与世隔绝、曾是渡渡鸟乐园的岛屿。在休斯顿，他受邀参观医疗诊所和石油俱乐部，拜访传奇的市长，听着当地人拉长的口音，回想当初外来者和土著居民的敌对与融合，还有得克萨斯共和国同墨西哥的往事。在所停留的十几个地方，戴维斯都用上了他在一生的历史钻研中磨练的技艺：发掘构成当下的过往，寻索表象之下的现实。他的旅行以另一种方式打开了历史：人们不断迁出和迁入，不断寻路、迷路、到达的历史。千万年来人类迁徙征程中无数的旅行和冒险、美德与罪恶，碰撞交融成了如今参差多态的世界，这个有待新的旅行者去探索乃至改变的世界。

作者简介

英国-波兰籍历史学家，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皇家历史学会会员，伦敦大学学院荣休教授，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荣誉教授，知名中东欧史专家，著有《欧洲史》《消失的王国》《上帝的游乐场：波兰史》《欧洲的心脏：当下波兰的过往》《不列颠群岛：一部历史》等17部著作，作品被翻译成波兰语、德语、法语、意大利语、日语、中文等十几种文字。因对历史研究的贡献，他获得了英国圣米迦勒及圣乔治三等勋章，波兰国家勋章、白鹰勋章。 旅行贯穿着诺曼.戴维斯的学术生涯，他对中东欧的研究兴趣就始于冒险之旅。他1939年出生于英国博尔顿，18岁独自去法国学习，而后进入英国牛津大学，师从A. J. P. 泰勒。1958年，他和同学开着er/手的美国军用吉普，穿过当时已划入苏联阵营的道路，去伊斯坦布尔游历。这次旅行让他开始关注欧洲大陆的东半部。他在苏塞克斯大学完成硕士学业后又去意大利佩鲁贾学习，想去苏联却没能成行，机缘巧合下到了波兰，在雅盖隆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由此开启了始于波兰题材的写作之路。而无论是《欧洲史》中对东欧历史的重新发掘，还是《消失的王国》里对逝去国家的关注，都体现出他广泛游历后的眼界。这部《另一片天空下：走进历史的全球之旅》所记录的，既是他跨越大洋的空间之旅，也是历史和当下交织的时间之旅。

本书特色

1. 传奇历史学家的环球冒险，在行走中打开世界的过往。 这是一场跨越五大洲的壮游，你将与诺曼·戴维斯一起，经历全新环境对旅行者的冲击，探查眼前风物背后的历史。他始终是位壮游者，从幼时便在家族的集邮册和游记文学中想象别处的生活，青年时又呼应近代以来欧洲的游学传统，上牛津之前先在法国游历了一年。一次冒险的公路旅行让他窥见了铁幕那边的世界，从此开启了与中东欧持续一生的学术与个人联系。身为高产的历史学家，他一生都在时间和空间中跋涉，寻找表象之下的真实。而这一次，你渊博睿智的同行者会运用历史学家的侦察力，和你一同探索世界的奇迹和秘密，在旅途中与你谈论，带你进入意想不到的领域。这场精神上的环球壮游将成为治疗偏狭的良药，通向知识和美德的小径。 2. 跨越五大洲三大洋，体察现代世界背后，人类千万年来的迁徙征程。 旅程从欧洲开始，经过亚洲、非洲、大洋洲、北美洲，然后回到欧洲。千万年来人类跨越印度洋、太平洋、大西洋的迁徙，在大陆和岛屿上刻下了印记。远古时代，人类仅凭徒步和简陋的舟船就散播到地球各处；大航海时代的冒险彰显文明的力量，建立了帝国，更烙下殖民征服的伤痕；航空旅行便利了迁徙，也便利了战争，还留下诸多谜团。这场环球之旅将让你看到，寻路和迷路、迁徙和扩张的历史，是如何构成了这个种族、宗教、文化、语言纷繁多样的世界。 3. 在时间和空间中重新定位，重建方向感。 将地图翻转，世界的样子就会不同；亲身经历从西半球到东半球、从北半球到南半球的跨越，更是如此。比如，英国人眼里的“中东”是俄罗斯人眼里的“近南”；跨越国际日期变更线的旅途能让你的一周多一天或少一天；传统毛利人对时间有全然不同于欧洲人的观念，他们面向过去，倒退着走向未来；在南半球，太阳运行的轨迹不再像欧洲人习惯的那样从左向右，而是成了从右向左。异域不仅挑战地理成见，还能让有心的旅行者发现，自己对当地人看重的人物事件是何等无知，对这个世界的过往有多少误解。一场环球壮游之后，对自己在时间和空间中位置的感知也许将完全不同。 4. 用一个旅行盒子开启一场环球壮游，成为世界的阅读者。 这是一个通往环球壮游的旅行盒子，打开它，你将成为世界的阅读者。盒子里的路线图和小册子是这场精神之旅的行程概览，从简介、目录、推荐序里，能大概知道对这场旅程该期待些什么。翻开盒子中三册广博的游记，你将跟随戴维斯这位渊博的旅伴走过亚欧大陆、造访南半球岛屿、跨越大西洋。戴维斯将大历史学家的功力融入了自己的环球游记。这部惊喜之书渊博中带着点狡慧，很难猜到翻开下一页时，他会带你跃入哪个领域——就好像旅行者对下一秒会遇到的人和事总可以抱有期待。他还有孩童般的好奇和智者的狡黠，总是兴致勃勃，总是试图理解，也总是乐意改变。盒子里信封中的明信片则是小小的纪念品，让我们时常想起这场有他同行，通向宽广、知识和美德的环球壮游。

目录

节选

第十三章 越过大西洋：顺日转和逆日转 地球的一个永恒特征是它的左旋，也就是说，它是按照现代英语所说的“逆时针方向”和美国人所说的“反时针方向”绕着地轴旋转的（从北极上空看）。对于任何一个准备跨越大西洋的人来说，这件事都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它决定了盛行风和天气系统，从而影响了海上的船只和空中的飞机的速度。在喷气机时代，从纽约飞往法兰克福的直达航班，平均需要向东飞行7小时35分钟；而从法兰克福飞往纽约的航班则需要向西飞行9个小时。自古以来，由于地球的自转，从欧洲驶往北美的船只要比从北美驶往欧洲的船只经历更多的艰难，而且要慢上许多。要是特拉华人发明了适于航海的船只，他们可能在列夫.埃里克森（Leif Erikson）到达纽芬兰（Newfoundland）或哥伦布发现巴哈马群岛之前，就已经在葡萄牙或西班牙登陆了。 和其他事物一样，所有这些科学问题都是有来历的。地球的自转属于地球科学的领域，虽然古代的中国人、印度人和希腊人都对这门学科有所预示，但它的现代发展是从哥白尼（Copernicus）的著作开始的。风向和天气系统属于气象学研究的范畴，亚里士多德就此写过书。亚里士多德的继承者，被称为“植物学之父”的雅典的泰奥弗拉斯多（Theophrastus），也对地球科学和气象学有所涉猎；他对“时间、空间和运动”的看法，引起了物理学家和历史学家的极大兴趣。大气学（Aerology）——对天空或大气层的研究——则相对较新。人类长期以来无法接近或进入大气层这个事实阻碍了它的发展。大气学的奠基人是法国的莱昂–菲利普.泰瑟朗.德.波特（Léon‐Philippe Teisserenc de Bort，1855—1913）博士，他用氦气球来研究大气的状况，并明确了底部“对流层”（troposphere）和高空“平流层”（stratosphere）之间的区别。 想要更好地理解航空旅行，首先要知道什么是“急流”（jet stream）。1883年喀拉喀托火山（Krakatoa）爆发后，科学家在观察火山灰的传播时，发现高空的气流运动速度很快。第一个科学描述这一现象的人是大石和三郎（Wasaburo Oishi，1874—1950）博士，20世纪20年代，他仿效德.波特的做法，从自己位于富士山山坡的观测站，把气球放入高空。如果大石不是只用世界语（Esperanto）发表成果的话，他的发现会更为人所知。1939年，科学家海因里希.赛尔科普夫（Heinrich Seilkopf，1895—1968）博士为“急流”创造了一个专门的德语词，即Strahlstr??mmung，他是第三帝国海军的雇员，是海洋气象学（marine aerology）的专家。 地球自西向东旋转，大西洋上空的急流从西向东运动，通常位于海拔7—12千米的高度。急流所在的这个特殊位置与现代喷气式飞机的最佳巡航高度几乎完全吻合。急流的宽度通常只有15—25千米，非常狭窄，厚度只有600—900米；中央地区的气流运动非常稳定，边缘地区则异常猛烈。最重要的是，它们的运行速度很快，对空中的其他物体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这种气流往往能够使向西航行的飞机速度降低160千米/小时，或使向东航行的飞机速度提高160千米/小时。急流影响飞行时间的最好纪录是在2015年1月，当时英国航空的一架波音777-200飞机——与失踪的马航MH370客机同一型号——从纽约的肯尼迪机场飞往伦敦的希思罗机场（Heathrow）只花了5小时16分钟，比预计的时间少了两个半小时。这架破纪录的飞机通常以901千米/小时的速度巡航；但那天它的飞行速度为1 199千米/小时，几乎突破了音障。飞机离开肯尼迪机场之后，随即会飞过一处古老的机场，这个机场同样有一项纪录在身。 洛克威的美国海军航空基地（US Naval Air Station）久已废弃，也基本被人们忘怀。1917—1930年，海军航空基地一直占据着洛克威半岛的西部，与肯尼迪机场的面海地带相连，现在它成了纽约的一个休闲公园。但历史上，这个海军航空基地也有过自己的高光时刻。它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飞越大西洋的起点。 为了确定这一点，我们首先必须明确飞越大西洋的含义，因为这项壮举的荣誉通常被错误地授予英国飞行员约翰.阿尔科克（John Alcock）和阿瑟.布朗（Arthur Brown）或美国“孤鹰”查尔斯.林德伯格（Charles Lindbergh）。准确地说，“飞越大西洋”只要求飞机从大西洋的一侧飞到另一侧，从一块大陆飞抵另一块大陆。它并没有要求飞行速度，也没有要求必须连续不间断地飞行。按照这些标准，获得这项荣誉的应该是美国海军航空部队率先使用的柯蒂斯NC4型（Curtiss NC4）水上飞机。 1907年，格伦.柯蒂斯（Glenn Curtiss，1878—1930）因为驾驶摩托车时速达到219千米而被誉为“世界上最快的人”，不久之后，他不再研究陆上的超速行驶，而是成了著名的飞机设计师。1909年，柯蒂斯在兰斯（Reims）打败了路易.布莱里奥（Louis Blériot），成功夺得戈登.贝内特大奖赛（Gordon Bennett Trophy）的冠军。1911年，美国航空俱乐部（US Aero Club）授予他第一个飞行员执照（Pilot License No. 1）。柯蒂斯随后设计出美国第一架水上飞机、第一艘硬壳飞艇和著名的JN-4“珍妮”教练机，以及唯一一架参加“一战”的美国飞机H-12。1917—1919年，柯蒂斯的公司按照它与美国海军签订的协议，设计并生产了一组水上飞机，分别为NC1、NC2、NC3和NC4，海军希望在一次横跨大西洋的试飞中展示这些飞机的非凡性能。 1919年春准备试飞期间，在相隔80千米的两条长链上，至少部署着53艘海军驱逐舰：一条连接哈利法克斯（Halifax）、新斯科舍和亚速尔群岛（Azores），另一条连接亚速尔群岛和葡萄牙本土。它们的作用是利用无线电信号指引上空的飞机，告知飞行员天气状况和能见度，以及在必要时参加营救行动。每架飞机上均有六名机组成员，包括一名领航员、一名无线电话务员、两名飞行机师和两名飞行员。飞机还没到达起飞地点，NC2就不得不被拆卸，为其他飞机提供零配件，NC4的一名飞行机师也不得不被替换，因为他的手被高速运转的螺旋桨截断了。 剩下的三架飞机在洛克威集合，它们于1919年5月8日起飞后，用了两天时间，经由马萨诸塞州的查塔姆（Chatham）抵达哈利法克斯。5月16日，这支飞行队接着从哈利法克斯港起飞，预计天黑之后才能到达亚速尔群岛。NC1和NC3中途在海上紧急降落，上面的机组人员被成功救起。但沃尔特.欣顿（Walter Hinton）和埃尔默.斯通（ELmer Stone）驾驶的NC4则继续在黑夜中往前飞，5月17日，在飞行了1 200英里（约合1 931千）米之后，NC4平安降落在法亚尔岛（Faial Island）的奥尔塔（Horta）附近，那时，它已经在空中飞了15个小时18分钟。机组人员随后休息了三天，在此期间，第二组驱逐舰迅速就位。5月20日，NC4离开法亚尔岛，但只飞了150英里（约合241千米）就被迫在圣米格尔岛（Sa?? Miguel）的蓬塔德尔加达（Ponta Delgada）停下来维修。飞机在那里待了整整1个星期，直到5月27日才重新起飞，9个小时43分钟之后，它安全抵达了900英里（约合1 448千米）以外的里斯本，完美结束了最后一段航程。这次成功的跨洋飞行航程超过2 250英里（约合3 621千米），飞行时间一共为26小时46分钟，平均时速为135千米。 全球媒体很快知道了NC4的壮举，这件事也一直被记录在册。然而就知名度而言，它的光芒仅仅两周之后便被另外一件事所掩盖，当时阿尔科克和布朗驾驶的飞机成功降落在爱尔兰戈尔韦县County Galway）的沼泽地，两人都获得了国王乔治五世授予的骑士头衔，以及《每日邮报》（Daily Mail）给出的10 000英镑的巨额奖金和2 000几尼的额外奖赏。《每日邮报》明确规定，获胜的飞行员必须“在72小时内”跨越大西洋，“从美国、加拿大或纽芬兰的任何地点一次性飞到英国或爱尔兰的任何地点”。这两名英国人驾驶着维克斯公司生产的“维米4型”轰炸机（Vickers Vimy IV bomber），从纽芬兰的圣约翰斯（St John’s）起飞，到降落时他们一共飞行了3 042千米，花费了15小时57分钟，平均时速为185千米。我后来意识到，虽然他们的路线是从一个近海岛屿飞跃到另一个近海岛屿，但和我的其实没什么不同。 从地理角度来说，NC4以及阿尔科克和布朗的故事说明了一个事实，即飞越大西洋的航行总是可以借助海洋中存在的岛屿。北大西洋不像地球上的其他海洋那么空旷。驶往欧洲的水手或飞行员早就懂得利用那些便利的中转站——纽芬兰、格陵兰、冰岛、爱尔兰和英国，或者更往南的亚速尔群岛和美丽的马德拉岛（isle of Madeira）。 1284年成立的彼得豪斯学院（Peterhouse）是剑桥最古老的学院，保存着许多古老的传统。在过去的40年里，它一直希望洗刷掉被冤枉的荒唐名声——那个名声源自汤姆.夏普（Tom Sharpe）的讽刺小说《波特豪斯病》（Porterhouse Blue，1974），以及随后播放的滑稽电视剧。小说中，学院的院歌是《一切均过剩》（Dives in Omnia），只有一名在职的学者，学生和院士吃火焰烤天鹅（roast swan flambé），学院的守门人斯卡里恩（Skullion）领导大家与新来的改革派院长暗中较劲。 但在现实生活中，彼得豪斯的教师在参加正式的贵宾桌晚宴时，依然会穿上他们的黑色长袍，默默地跟在院长后面，鱼贯走进那间架着橡木横梁的狭小餐厅，然后在点着烛光的橡木长桌两侧的硬木凳子上落座。他们起立，盯着对面墙上刻的“主祷文”看几分钟，同时聆听一名学者用拉丁文念两段长长的谢恩祷告： Benedic nos Domine, et dona Tua, quae de Tua largitate sumus sumpturi, et concede, ut illis salubriter nutriti, Tibi debitum obsequium praestare valeamus, per Christum Nostrum, Amen. Deus est caritas, et qui manet in caritate in Deo manet, et Deus in eo; sit Deus in nobis, et nos maneamus in ipso. Amen. 祝福我们，主啊，也祝福你的恩赐，就是我们即将领受的丰盛赏赐，保守我们吃了以后健康，能够好好地事奉你，奉主基督的名，阿门。 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愿神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他里面。阿门。 第二段谢恩祷告来自《圣经.约翰一书》。在一些特殊的场合，唱诗班会在走廊里唱歌。所有人齐声说“阿门”，然后按照严格的等级次序再次坐下。（据说，只有排在前面的成员中有人去世时，后面的人才能向前移动一个位置。）近来，由于学院同意接收女院士和女学生，女教师（而不是妻子）也可以和男教师并肩而坐。桌子中央摆放着熠熠生辉的精致银器、数量可观的葡萄酒杯和漂亮的花束。一共有4道菜，即餐前小吃、汤、肉和甜点，还有几瓶从学院地窖中取出来的上等葡萄酒。如果没有被事先告知，你肯定会大吃一惊，因为接着端上来的是彼得豪斯的特色菜——一份更适合早餐的“咸味小吃”：有时是一个培根卷，有时是一块蘑菇吐司。这道难吃的点心是给资产阶级（pour épater les bourgeois）难以形容的坏趣味的故意一击，是一个名字早已被人们忘记的院长开的先例，之后一直没有被撤销。 吃餐后甜点（Dessert，注意要大写）时，院士们会鱼贯走进隔壁的餐后休息室（Combination Room）。冬天那里会有熊熊燃烧的炉火，既温暖又明亮，房间里还有另外一张餐桌，可以随便坐。提供的食物包括一盘乳酪和一盘水果，水果有葡萄、橘子、杏、猕猴桃和无花果。两只雕花玻璃酒瓶依次传递下去；波尔图葡萄酒是从左侧开始，按照顺时针方向传递，马德拉葡萄酒则从右侧开始，按逆时针方向传递。（至少我记得是这样。） 在那些重视礼仪的日子里，把波尔图或马德拉葡萄酒传递的方向弄错，或者阻碍了它们的传递，都是严重的失态，谈话声会突然停止，年长的院士会礼貌地清一清嗓子，以示谴责。如果用餐者没有把酒瓶传递下去，会被认为没有礼貌，但如果有人直接要求把酒瓶递过来，那就更失礼了。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许多古老学院，坐在这个忘了把酒瓶传递下去的进餐者旁边的人有责任提醒他一下：“你知道诺里奇主教（Bishop of Norwich）的故事吗？” 如果那个人依然一头雾水，一般的做法是告诉他：“这个主教非常健忘，经常忘记把酒瓶传递下去。” 在彼得豪斯，这个问题应该这样问：“你知道埃利主教（Bishop of Ely）的故事吗？”[埃利主教的名字叫雨果.德.鲍尔舍姆（Hugo de Balsham），是这所学院的创办人。] 波尔图葡萄酒和马德拉葡萄酒都是葡萄牙生产的。作为加强型葡萄酒，它们非常适合长途运输，已经在比斯开湾（Bay of Biscay）的惊涛骇浪中颠簸了600多年。英国和葡萄牙之间的葡萄酒贸易是英葡同盟的意外产物，这是至今依然有效的外交条约中最古老的，年头和彼得豪斯差不了太多。1384年，就在彼得豪斯学院成立100周年之际，英葡之间正式就订立条约的事进行磋商，但两国之间的接触早在前一个世纪就已经开始。 1386年，葡萄牙和英国签订了《温莎条约》（Treaty of Windsor），1387年2月，在波尔图大教堂，葡萄牙国王若昂一世（King John I）通过代理人与兰开斯特的菲利帕[Philippa of Lancaster，也就是冈特的约翰（John of Gaunt）之女、未来的英国国王亨利四世（Henry IV）的姐姐]缔结婚姻，两国的关系再次得到巩固。就其所处的时代而言，新娘受教育的程度非常高，与杰弗里.乔叟（Geoffrey Chaucer）、让.傅华萨（Jean Froissart）和约翰.威克里夫（John Wycliffe）之间均有亲戚关系。 在那个遥远的时代，没有人会说“顺时针方向”（clockwise），因为没有人知道时钟。机械钟已经发明出来；1337年左右，圣奥尔本斯修道院（Abbey of St Albans）安装了英国最古老的机械钟之一。但这些钟都是靠敲打，而不是靠驱动表盘上的指针来报时的。因此，在“顺时针方向”这个词出现以前，人们的说法是“顺日转方向”（sunwise）。它起源于欧洲人的一个观察：太阳似乎每天都是从左向右在天空中移动的。反过来，便是奇特的“逆日转方向”（widdershins或withershins），即从右向左环行；在那个迷信的年代，这个词还有“方向错误”或“违反自然”，甚至“入了魔道”（in the Devil’s Path）的意思。 当时的人们并非不知道刻度盘。刻度盘自古以来就是日晷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剑桥大学也不乏它们的身影。这所大学最有名的，是立在冈维尔和凯厄斯学院（Gonville and Caius College）荣誉门（Gate of Honour）上的那座六面日晷，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565年。在王后学院的旧中庭（Old Court of Queen’s College），还有一座安装在墙上的特别精致的日晷，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642年。1996年，彼得豪斯得到了一件捐赠，是一座超现代的球形日晷，与唐宁学院玫瑰园（Rose Garden at Downing College）的那座很像，他们把它安装在药草园（Herb Garden）。剑桥最新的一座日晷是2010年安装的，位于塞尔温学院（Selwyn College），外表富丽堂皇，而且可以同时显示巴比伦时间和意大利时间。这座城市的日晷踪迹，实在是值得好好探索一番。 日晷上往往刻有一些贴切的格言、警句和铭文，通常是拉丁文。“光阴似箭”（TEMPUS FUGIT）和“及时行乐”（CARPE DIEM）两句最为常见，但你也可以找到“时间吞噬一切”（TEMPUS EDAX RERUM）、“时不我待”（TEMPUS NEMINEM MANET）、“人生苦短”（UT HORA SIC FUGIT VITA），以及“阴影会过去，光将留下来”（TRANSIT UMBRA, LUX PERMANET）。英语的则有“活在当下”（LIVE THE HOUR）、“时间告诉我应该知足常乐”（TIME HAS ASKED ME NOT TO ASK FOR MORE），以及“和我一起变老，更好的在前面”（GROW OLD WITH ME–THE BEST IS STILL TO BE）。 日晷的设计非常复杂，超出了一般历史学家的理解能力。但再怎么不留心，你也可以注意到有些日晷的正午标志在上方，有些则在下方。前者的时间刻度是从左向右，后者（如王后学院的日晷）则是从右向左。这个问题我百思不得其解。根据表盘的位置和晷针的角度，我不禁得出一个结论：太阳的影子有时是按照顺日转方向沿表盘运动的，有时则是按照逆日转方向。是这样的吗？ 《牛津英语词典》对withershins的解释是这样的： 1.与平常的方向相反；错误的道路。 2.与太阳运动的方向相反（被认为不吉利或者会带来灾难）。 这个词显然来源于德语——wider的意思是“相反”，sinn的意思是“方向”。它在苏格兰英语中比在标准英语中更为常见，在苏格兰英语中，这个词经常和女巫有关：“逆日转方向是巫婆和巨人的方向。”在所有讲究的莎士比亚《麦克白》（Macbeth）演出中，女巫们开场时都用左手“反方向”（in the wrong direction）搅拌她们的大锅。 法语有自己的习惯。我那本旧的《基耶法语词典》（Dictionnaire Quillet）给“正方向”（le sens direct）下的定义是“与表针移动的方向相反”（contraire au déplacement des aiguilles d’un montre），而它的反义词是“反方向”（le sens rétrograde）。这似乎意味着法国人认为“顺时针方向”或“顺日转方向”是反方向，“逆时针方向”才是正方向。 这一切实在是太奇怪了。就连马德拉葡萄酒在餐桌上传递的方向，大家的看法似乎也不一致。一些资料显示，这和英国军队的传统有关，军官们用餐时，波尔图葡萄酒和马德拉葡萄酒应该一前一后传递，或者甚至是——打消这个念头吧——按顺时针方向传递。 总而言之，马德拉葡萄酒抵达彼得豪斯的时间大概要早于时钟，比波尔图葡萄酒大概也要早，后者直到半岛战争（Peninsular War，1808—1814）结束后才开始大受欢迎。中世纪英国人最喜欢的饮料是马姆齐葡萄酒（malmsey），一种由希腊的玛尔维萨葡萄（Greek Malvasia grapes）酿造的甜酒，这种葡萄从很早以前就是马德拉的主要产品。我们无法确定。但波尔图酒按顺日转方向传递，马姆齐酒按逆日转方向传递，这似乎是个颇为合理的假设。 被誉为“海上明珠”的马德拉，是墨西哥湾流（Gulf Stream）中央一座孤独的火山岛，小而多山。它的面积比马耳他岛和厄尔巴岛（Elba）都要大，但比罗得岛要小。岛的四周是波涛汹涌的大西洋，岛上经常刮风，风力一般在5级的清劲风和12级的飓风之间，很少吹温和的微风。作为人类的居住地，这里有种种不足，但也有数不尽的优点，包括清新的海边空气、温和的气候、怒放的鲜花，以及作为海上中转站的重要价值。 据说，马德拉是1418年夏天被意外发现的。外号“斜眼”（the Squinter）的若昂.贡萨尔维斯[Jo??o Gon??alves，又名“扎尔科”（Zarco）]是一名船长，在人称“航海家”的葡萄牙亨利王子（Prince Henry of Portugal）手下工作，亨利王子是兰开斯特的菲利帕之子。扎尔科本来打算探索北非的西海岸，但他的船被风吹离航线后搁浅在了一个未知岛屿的沙滩上，他将这个小岛命名为圣港岛（Porto Santo）。他透过雾气，发现前方有一个更大的岛屿。葡萄牙水手精通逆风行驶的技术，也会利用星星和指南针来合理估计自己的位置。扎尔科于第二年返回，他从圣港岛行驶到那个更大的岛屿，并将其命名为“马德拉”，意为“木材之岛”，同时正式宣布这两个岛屿为葡萄牙国王所有。他意识到，自己新发现的这个岛屿与附近被卡斯提尔王国（Castile）夺走的加那利群岛（Canary Islands）不一样，完全没有人居住。为了开荒，他点火烧山，这场火整整烧了7年，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灾难。殖民者很快来到这里，马德拉于1425年正式成为葡萄牙的一个省。 扎尔科发现的显示之前有人来过的仅有标志，是他登陆的那个海湾附近的两座坟墓。墓主是一对遭遇海难的倒霉恋人。根据马德拉的传说，“罗伯托.马基姆”（Roberto Machim）是英王爱德华三世（Edward III，1327—1377年在位）宫廷的一名骑士，“安娜.达尔斐”（Ana d’Arfet）是他的同胞，出身高贵。现实中，理查德.梅钦（Richard Machin或Machyn）是布里斯托尔的一名葡萄酒商人，赫特福德的安妮（Anne of Hertford）则是一名已婚的贵族妇女。相爱后，两人决定私奔到国王的法国领地开始新的生活。然而，他们在比斯开湾遇到了风暴，船被冲到一个林木茂密但空旷无人的小岛上。安妮在海难中死了。理查德据说因过度悲伤而死。船员们埋葬了这对恋人后，坐着用船上木材制成的木筏离开了，他们获救后，人们才知道这个故事。这个传说是马德拉第二座城市马希库（Machico）名字的由来。 这些都没有解释为什么1351年的《美第奇地图集》（Medici Atlas）和其他几份14世纪的地图上，都在后来马德拉所在的确切位置标记了一个岛屿。常识告诉我们，扎尔科不是第一个到达那里的人，“罗伯托和安娜”也不是。 移居者刚到这里，就领教了岛上恶劣的自然条件。这里没有一块平地适合开荒。全岛周围那些陡峭的海岸线，没有一处能开辟出马车道，更别说大路了。而且这里没有可以避风的深水港。方方面面的问题都需要找到巧妙的解决办法。没有大块的土地，马德拉人便建造了成千上万的梯田，他们可以在上面种植葡萄，同时搭建自己的小屋。山腰的索道把人和货物从低处拉到高处。下山时则使用旱地雪橇（现在依然如此）。骡子和驮马是运输重物的唯一工具。在丰沙尔（Funchal），驳船把货物和乘客从停泊在海湾里的大船运到岸上。直到20世纪60年代，那里才建起了海港防护墙和港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