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传媒时代新闻传播学系列教材·新闻学核心课程新闻评论(新传媒时代新闻传播学系列教材.新闻学核心课程07)

作者：李舒

页数：296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3

ISBN：9787300176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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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教材分析了新闻评论的一般规律及不同媒介新闻评论的特殊性。教材编写着重把握以下要点：一是注重基础性，从新闻体裁的角度阐述新闻评论写作的基础理论和知识；二是注重规律性，启发、引导读者思考并形成规律性认识，达到举一反三的效果；三是注重特殊性，新闻评论是现代新闻媒介的共用体裁，它在报刊、广播、电视、新媒体上有不同的表现规律，只有把握特殊性才能更好地驾驭这一体裁。

作者简介

　　李舒，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新闻传播学博士，政治学博士后。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新闻评论》编写专家。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项目等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多项。出版专著《传播学方法论》、《执政党的传媒治理》等，合著《新闻评论写作教程》、《广播电视新闻评论》、《新闻评论与电子媒介》、《21世纪初我国大众传媒发展战略研究》、《新闻评论作品选》等多部。在《光明日报·理论版》、《现代传播》、《新闻大学》等发表学水论文近百篇。

目录

节选

　　《新闻评论（新传媒时代新闻传播学系列教材·新闻学核心课程07）》：　　新闻评论是阐述对有关事物见解的新闻体裁，“见解”的主观性决定了它一旦与具体内容结合起来，就不可避免地具有意识形态性质，表现出这样那样的党性倾向，这也是新闻评论的本质属性。只要对新闻评论活动作些历史的考察，就不难发现迄今为止所有新闻媒体的评论作品，都毫无例外地具有这种性质。如果说有什么差别，那不过是有的媒体公开申明自己的党性倾向，有的则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加以掩饰；有的作品的意识形态分野鲜明些，有的则较为委婉或模糊罢了。　　新闻评论的意识形态性质和党性倾向，是阶级、政党或社会集团的价值观、时代观和社会观的集中表现。尽管社会生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已经过去，但人们总是在一定时代的一定社会关系中生活的，在存在阶级的时代和社会中，人们观察事物或分析问题，无论自觉或不自觉，事实上都从一定的阶级或社会集团的利益出发，都与一定的立场和世界观联系在一起。新闻评论作为新闻媒体的旗帜，它表达的是一种自觉的、有组织的观点和见解，必然比一般的、分散的社会观点和见解更集中地反映特定阶级、政党、社会集团对于现实社会问题的基本看法。正因为这样，面对同一时代或社会的现实课题，隶属于不同阶级、政党或社会集团的媒体评论，往往持不同的主张和见解；而同一媒体对于不同的新闻事件、社会现象、社会问题的评论，尽管具体见解因事而异，却大多有其一贯的指导思想或权衡标准。所以，韬奋先生在《小言论·序》中指出：“以时事为评论的材料，原有枝枝节节的毛病，但评论所根据之观察点则不得不有其中心思想以为权衡，故于分歧杂错的个别问题中，未尝没有一贯的中心思想为背景，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殆亦此意。”　　中国共产党在早期的新闻活动中，就公开申明并自觉坚持评论的无产阶级性质。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我们党所办的报纸，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这是我们革命无产阶级应有的战斗风格。”①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所有新闻媒体，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组成音部分。媒体的社会主义性质，要求它们的新闻评论自觉地站在时代的最前沿，以分析阐述党和人民群众当前面临的主要社会课题为己任，旗帜鲜明地坚持和体现无产阶级的时代观和社会观。其中包括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具体地而不是抽象地理解和体现无产阶级党性原则；坚持从无产阶级的立场和世界观出发观察事物、分析问题，遵循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反映人民群众的共同心声和社会舆论的主流，维护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力求观点鲜明性与科学性的统一，战斗性与策略性的统一，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这是我国各种新闻媒体在既往的新闻评论活动中，长期遵循的基本指导思想和准则。　　当然，资产阶级媒体的评论，也同样具有与其阶级属性相一致的意识形态和党性倾向。《美国之音》在播出新闻评论时，不是经常声明它的评论反映美国政府或国务院的观点吗？就是商业性新闻媒体，它们的新闻评论也毫无例外保持某种一贯的倾向性，只是它们向来讳言新闻评论的意识形态性质和党性倾向，而标榜所谓“公正”、“独立”、“超然”等，其实近年来曝光的“窃听门”事件等，早已揭穿了这种标榜的虚伪性，他们的新闻实践，早已为利益集团和政治集团所左右。　　在我国新闻史上，《时报》①对新闻评论的形成和发展有所贡献，曾以一系列的“时评”享誉一时。它在《发刊例》中，开列了四条“论说宗旨”，其中一条称：“本报论说，以公为主；不偏徇一党之意见。非好为模棱，实鉴乎挟党见以论国事，必将有辟于亲好辟于所贱恶，非唯自蔽，抑其言亦不足取重于社会也，故勉避之。”其他三条，分别为“以要为主”、“以周为主”、“以适为主”。其实，它的评论的整体倾向既不“公”也不“适”。它虽然摆出一副“允执厥中”的样子，既批评清政府“蹉跎荏苒，日即腐败，而国道不救”，又攻击革命党人“叫嚣狂掷，终无一成，或缘是以生他种难局，而国亦遂不救”，实际上把矛头主要指向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哪里有一点“公”，哪里又有所“适”？不“公”不“适”，谋保皇派的私利，逆革命之潮流，恰恰表现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党性立场。　　《大公报》在1926年由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接办以后，标榜“不党，不卖，不私，不盲”。1931年，张季鸾在《大公报一万号纪念辞》的社评中，曾就这个“八字方针”解释说：“当创刊之第一日，尝以四事昭告国人：日不党，‘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日不卖，‘声明不以议论作交易，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收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是以吾人之议论或不免囿于智识及感情，而断不为金钱所左右’。日不私，‘本社同人除愿忠于报纸固有之职务外，并无他图。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日不盲，‘夫随声附和，是谓盲从，一知半解，是谓盲信，感情所动，不事详求，是谓盲动，评诋激烈，昧于事实，是谓盲争。吾人诚不明，而不愿陷于盲’。”②这些话虽然有它的针对性，有值得肯定的一面，但事实上新闻事业不可避免地受到一定阶级、政党或社会集团的制约，并为特定利益集团服务，古今中外概然。尽管《大公报》反复标榜其“超党派”和“第三方”的身份，但在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成为当时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的社会情境下，拥护国民党政府，成了那个时代一份资产阶级民间报纸的自然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