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滩:影像与传奇

作者：陈丹燕著

页数：409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0

ISBN：9787532154067

电子书格式：pdf/epub/txt

内容简介

作者以“非虚构”、“影像”这种特殊的视角，以海派式绵密、细腻的文字讲述了外滩的前世今生，揭开了外滩这艘内蕴丰富的历史巨轮光影斑驳的面纱。
在作者笔下，为逃避中靠前战从外滩乘船离开的外国侨民，出生于上海、拍摄了1949年外滩的外国摄影师山姆?塔塔，携女儿到上海总会遗址追寻自己童年记忆的母亲，号称要重新点亮外滩的“外滩三号联合会”主席李景汉，以及租界时期连接外滩商业繁荣的洋泾浜英语，1950年代外滩长夜一般的寂静，1966年出现在友谊商店外墙上“全世界劳动人民大团结万岁”的巨型宣传画， 1970、1980年代的外滩恋人墙，1990年代的外滩改造工程……绵密的细节铺陈着那些与外滩有过特殊经验的人与事，使得历史具有了呼吸和温度。
全书配图170多幅。影像式表达与非虚构讲述联袂，生动再现了外滩前世今生的传奇。

作者简介

陈丹燕，1980年代以儿童文学创作步入文坛， 1990年代转入成人文学创作，以非虚构纪实类作品和其漫游世界的旅行文学广受关注。主要作品有外滩三部曲《外滩：影像与传奇》《公家花园的迷宫》《成为和平饭店》，上海三部曲《上海的风花雪月》《上海的金枝玉叶》《上海的红颜遗事》，另有《永不拓宽的街道》《慢船去中国》《一个女孩》《我的妈妈是精灵》，以及12本陈丹燕旅行文学丛书和新长篇小说《白雪公主的简历》。 作品在国内外广受赞誉。曾获全国优秀畅销书奖，上海图书奖一等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学金奖，奥地利国家青少年图书奖金奖，德国国家青少年图书奖银奖，及中国台湾《联合报》等媒体颁发的年度优秀图书奖。其旅行文学作品获塞尔维亚国家旅游局特殊贡献奖，及中国百家书店评选的“单向街书店文学奖”之“旅行文学奖”。作品已被译为英、德、日等多国文字。

本书特色

陈丹燕的外滩故事使我们得以了解城市的记忆和建筑的灵魂，得以触摸城市的文脉，让生活在此处的人们知道自己的来历，也因此看见自己的未来。
——同济大学教授 阮仪三
陈丹燕凭着幼年记忆、前辈口述和从欧洲查阅到的各种档案，以“再全球化”视角，回看上海文化中一直保存着的“大都会精神”。外滩是他，是你，也是我，陈丹燕这本“大好的小书”诠释了我们这一代人心中的外滩。
——复旦大学教授、史诗纪录片《外滩》学术总顾问 李天纲
读陈丹燕的外滩，你能体会到作者敏锐的感受、细密的观察、真实而诚实的态度以及开阔的世界观。她笔下上海人的视角、中国人的视角、亚州人的视角以及西方人的视角，都有所不同。
——德国汉学家、本书德文版译者 郝慕天

目录

节选

　　第一章 黑白马赛克　　黑衣人走向灯光璀璨的门厅，拖着他们长长的影子，那是维多利亚时代飘洋过海而来的自重，趣味，势利，还有工业革命时代的人们对光鲜事物无限热衷的遗风。　　他们的背影看上去真是时髦与复杂，就像混合亚欧口味的食物那样，带有一种开放和投机的灵巧。东方人细长单薄的身体，宛如一只单反相机里极其敏感的测光仪，时刻根据不同的光线做出调整。即使是后背，也长着眼睛，时刻观察自己在外人眼中的反应，以及四周的动静。男人们穿着黑色的夏季西装，意大利鞋，里面的衬衣也是黑色的，并敞着领口，这样既冲淡了拘谨，又保持了进出外滩大楼应有的隆重。现在，出没夜店的男人们已再次讲究起来。他们谨慎地选择黑色，在面料和牌子上下工夫，掩盖自己在颜色和款式上的贫乏想象，他们投入浮华生活的时间毕竟太短，趣味与自信都还没有成熟，还不能炫技，只可求不错。　　十九世纪末的晚上，外滩的生意人只有上海总会一个去处。去上海总会，他们要穿好黑色燕尾服和白色衬衣，打黑色呔。有一夜，遇到租界火警，正靠在吧台边喝酒的救火会志愿者们来不及换衣服，就冲出去救火。镶了一层黑缎子边的黑色衣尾在火光熊熊的夜色里随风飘起，沾满了焦炭的气味。过后，工部局通知他们，可以将那晚洗烫修补礼服的洗衣店发票拿去报销。这是另一个关于黄浦滩上的黑色礼服的故事。　　黑衣人三五成群地消失在旧渣打银行门庭的灯光里，像解一道合并同类项的数学题那样，归成一个符号。　　她们是一对长得很相像的母女，长脸。在自天花板而下的灯光里显得更长。　　玛丽莲吊灯洒下明亮而匀称的光芒。这些大小不一，出现在大楼各个角落的、红色里夹了金箔的玻璃吊灯，是第二次从意大利舶来的镇楼之宝。第一次从意大利来的镇楼之宝，是1920年代从意大利教堂里买来的大理石圆柱，据说它们还是米开朗基罗时代开采的。精确地说，这次不再是舶来，而是空运。“舶来品”这个词也已经过气了。　　玛丽莲吊灯让人想起威尼斯那些昂贵而易碎的古老玻璃，和弥漫着旧缎子和耗子味的威尼斯共和国的往事。但是，如果经历过上海1970年代和1980年代由于电力不足而全城灯光黯淡发红的岁月，才能体会到它们给予的明亮与柔和所意味着的渴望。这是完全不同于威尼斯的渴望。　　地上细小，而且排列并不规则的白黑两色的马赛克铺满了她的眼睛，犹如《太阳帝国》里描绘过的，在黄浦江里漂浮的一口小孩的棺材那样，在她回忆里晃动。“是它吗？是原来的那些吗？”她猜测着。　　大楼修复时，专门介绍了修复时对马赛克地坪的保护。当时她读到报道，眼前浮现出的门厅，是幽暗而高大的。马赛克地面好像蠕动的蟒蛇一样冰凉，并有一种威慑力强大的鳞状图案，马赛克在水泥上微轻的不规则排列，就像蟒蛇隆起时，撑开了鳞状物之间的皱褶。　　这是八十年前的旧物。保留着1920年代亲切的手工痕迹的马赛克，看上去像雨后的泥地一样柔软，容易留下痕迹。完全没有如今的马赛克那样冰冷和规整。那些手工的痕迹很容易让人产生联想。　　黑衣人沐浴在灯光下，洗得干干净净并散发名牌香水气味的身体，保养良好的头发，在黑色的衬托下格外白皙的手背和下巴，如同沐浴在阳光里的植物一样自在而感恩。冷气很快就使皮肤变得凉爽干燥，他们脸上因争斗而隆起的肌肉放松下来，变得彬彬有礼。　　出示请柬。　　与迎候的英国领事馆雇员寒暄，握手，探出上身去行贴面礼，嘬起嘴唇，轻轻向对方的耳朵发出亲吻的声音，“啧”，客气的，只贴一次。　　留下名片。　　“请好好享受我们的晚会。”领事馆的年轻本地雇员说了一口伦敦音，是上海的知识阶层一贯崇尚的口音，象征着教养与见识。说伦敦音的年轻女子将人群引向装饰着红色琉璃的电梯。曾有人形容它像一只圣罗兰的皮箱。这是外滩大楼渐渐成为展示西方世界奢侈品世界的前沿后，最为时兴和卖弄的联想。媒体对外滩的变化总是如此惊喜，并试图确切地形容。　　“不，不不，我们更喜欢走楼梯。”她说。　　于是她们拾阶而上。　　她的女儿探头看了看楼梯井。　　楼梯井很宽大，带有1920年代的欧洲线条，轻微的装饰艺术风格，扶手蜿蜒盘旋，很有线条感。下面，是满满一地细小的马赛克，彬彬有礼地闪亮在灯光里。　　少女伸出手，用日本产的照相机拍下一张照片。她是属于针孔时代的孩子，到哪都带着照相机，当她想要了解什么的时候，就去拍一堆照片过来，然后去研究照片，得出自己的结论。她保留着大量自己的作品，从幼儿园时代的老师硕大的鼻孔，菜场附近地上被人丢弃的橘子皮，到今年春天深夜，自己被突然涌出的鼻血惊醒后惊恐的脸。　　她有些怀疑女儿此刻这样做，更多是为了安慰她。于是，她感激而委屈地瞥了她一眼。　　她也探头看了看楼梯井。金色的灯光从每一层楼的扶手处倾泻出来，楼梯间里寂静无声，她再次见到各个楼层转角处露出的黑白镶嵌的马赛克地面。　　在外滩，当你走进一栋建筑，堤岸上的嘈杂之声被门切断，门厅里的光线照耀你，大楼里的空气包裹你，你顿时落入另一个时空，落入丧失自己方位的恍惚中。也许这是一种令人感到舒服的恍惚，假扮成另外一个人的可能，像迅速上涨的水一般令身体浮起，划动四肢是这时的本能，它令你开始漂浮。从各种外滩在经历沧海桑田时的各种遗留物中浮起，它们宛如在被多年污染的海里掠过的鱼虾和海藻，以及轮船留下的油污和可疑的拖鞋，还有长满绿苔的碎木板。你心中悠悠地交织着惊喜与厌恶。　　“我们先去看看外公从前的办公室吧。”她说，“就在电梯出来左拐，第一间，有一扇窗，我在那扇窗前第一次看到外滩。”　　“唔。”她的孩子应道。　　天花板是乳白色的，很高，与墙壁连接处饰有宽大的顶角线。房间也很大，这是一间气派讲究的办公室。　　里面的家具虽然是木头的，可所有桌椅，沙发，茶几和书橱的腿，都刻意雕刻出竹子的样子，突出它的中国风格。宽大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只景德镇出产的瓷杯，杯子上画了满满的中国山水，明媚的青山绿水，蚱蜢舟，一行白鹭，山中草亭里凭栏而立的书生。　　墙上挂着一只双鱼铜盘，一条鱼象征中国，另一条象征波兰，它们交颈缠绕，好像很亲密，但它们脸上身上的什么地方，却有种阴沉不快的神情。C-P的缩写被刻在一面狭长而僵硬的旗帜上，在鱼头上方。　　办公室的窗子正对外滩堤岸，很有处在世界中心的荣耀感。当年在窗前，一眼望出去，先看到的，是英国领事巴夏礼的铜像。铜像在太平洋战争中被日本海军捣毁，到1960年代中期，渣打银行遗下的家具也已不知去向。　　沙发椅前的茶几上有一大本轮船的照片集。甲板，大海，高大的桅杆，从蒸汽轮脱胎而来的粗大烟囱上印着C-P，那是中波海运公司的标志，1950年成立于美国对中国海岸线的全面封锁中。它是1949年后中国政府建立的第一家合营航运公司。整个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一时间只得依靠几条挂波兰国旗的轮船。它也是外滩各家洋行迁出以后，唯一一家在外滩有外国雇员的航运公司。这间办公室，大概也是外滩大楼里唯一不合适挂毛泽东像的党委书记办公室。所以，办公室里有由活生生的咖啡，香水和纸烟混合在一起的非中国气味，和刻意为之的中国风格。但这却并不是要强调东方情调，而是婉转表达的民族自尊。　　颗粒粗大的黑白照片散发着海洋的气息，它勾起人去揣测和幻想漂洋过海的自由。某一张照片中的甲板上，凭栏站着一个年轻的波兰水手。他的影子长长地与桅杆和缆绳的影子交错在一起。他脸上，肩膀上，从白色制服裤子里隆起的窄小而结实的胯骨上，迎风露出的额头上，处处洋溢着令人羡慕的自由。一个迎风而立的水手对被迫封闭的通商口岸城市，充满了诱惑。　　这间办公室里套着一个小衣帽间。里面有一排柚木做的衣架，靠墙还有一排鞋架。衣架上挂着一套卡叽布衣服。每个星期四，西装革履去上班的党委书记兼总经理，穿这套带着汗味的布衣回家，好像换了一个人。因为每星期四下午，是当时全市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日子。每个星期四，他都去码头和装卸工一起劳动。他一直都喜欢与码头工人在一起，也喜欢出汗。他非常警惕自己生活中出现的修正主义元素。　　更衣间靠墙角的阴影里竖着一只圣罗兰旅行箱。那个半人高的硬壳箱子里能挂好几套烫好的西装和衬衣，还有几个用缎子包着的小抽屉，可以分别放袖卡，领带夹，和皮鞋。箱子把手上，用白色的细棉线吊着东欧各国航空公司的标签。可以看出，箱子的主人对航空公司的热衷，那是1960年代男人对新科技的欣赏和沾沾自喜。那是一只属于他的旅行箱，出差去东欧各个港口时用的。　　宽大的办公桌斜斜横在窗边，那张桌子大得就像一张床。坐在大桌子上，正好能看到窗外长长一条外滩。　　满满一窗，都是1960年代的外滩。　　她坐在窗前的写字桌上望着窗外的外滩。　　那时，她还不足六岁，为了跟父亲到办公室来加班，母亲为她换上了最好的连衣裙，还梳了头。裙子是用红白两色的朝阳格做的，领口镶了一圈白色的的确良，上面分别绣着小房子，花，热带鱼，和戴草帽的小姑娘。　　父亲要去会议室开一个小会。离开前，他给了她几块糖，和一大玻璃杯水。告诉她，要等嘴里一点甜味也没有了，才能吃第二块糖。等糖全吃光了，水也喝干净了，他就应该开完会回来了。　　穿着一身淡蓝色薄呢连衣裙的波兰秘书抱着一本大笔记本，在门口看他安顿自己的小女儿，微笑在她脸上留下了浓重的阴影。她走进来，到小女孩面前，摊开手掌。　　粉红色的手掌里躺着一粒苏联产的太妃糖，比中国糖果要大一倍，像一条大肚子金鱼。　　她将太妃糖放进小女孩的糖果堆里：“波兰糖，我妈妈寄来的。”她有很重的波兰口音。　　“谢谢拉拉小姐。”小女孩看父亲脸上没有反对的暗示，便收下这件礼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