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耳甫斯音乐译丛人声之问:瓦格纳引发的音乐文化思想论辩

作者：莉迪娅·戈尔（英）

页数：404

出版社：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0

ISBN：9787569700305

电子书格式：pdf/epub/txt

内容简介

出自哥伦比亚大学有名哲学教授莉迪亚·戈尔之手的一部音乐批评著作，其核心议题是音乐在社会、政治和文化语境中具有何种隐喻和象征意义。全书以19世纪晚期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的音乐为个案，深入剖析了他的音乐创作、政治主张和哲学立场，相关论述触及了浪漫主义德国音乐文化的深广社会意义、音乐的自律性、语词文本的影响、作曲家如何面临审查、音乐能否作为对政治前景的预言等多方面的深层问题。翻译引进这本重要著作，一方面有助于靠前学人更好地看待瓦格纳这位音乐巨匠的音乐思想以及他在文化目前的地位，另一方面也可以为中国的音乐批评提供有效的视角和范式作为参考。   

作者简介

　　莉迪娅·戈尔（Lydia Goehr，1960-），女，英国哲学家、音乐美学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教授，美国美学会理事，纽约人文科学研究院院士。早年在英国剑桥大学取得哲学博士学位。获得过梅隆、盖蒂、古根海姆等基金项目的资助，曾以访问教授身份在德国汉堡大学、柏林高等研究院、柏林自由大学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并应邀在伯克利加州大学“布洛赫讲坛”（Emest Bloch Lectures）、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大英图书馆讲坛”《Royal Holloway-British Library Lectures）、剑桥大学“沃特讲坛”（Wort Lectures）上举办系列音乐学讲座。所授课程涉及美学理论史、当代艺术哲学、批评理论、历史哲学等。研究领域集中于德国美学理论．尤其关注音乐与哲学、政治和历史的关系。其专著另有《音乐作品的想象博物馆：音乐哲学论稿》（The Imaginary Museum of Musical Works： An Essay in the Philosophy of Music）、《有择亲和力：美学理论史文集》（Elective Affinities： Musical Essays on the History of Aesthetic Theory）等。作为哥大教授，她曾荣获“兰菲斯特杰出教员奖”。研究生优异导师奖”教员校长奖等多项殊荣。作为音乐哲学家，她对瓦格纳歌剧的研究曾被美国音乐学会授予“科林·斯利姆奖”（H.Colin Slim Award）。　　　　胡子岑（1997-），女，现于美国奥柏林学院攻读文学学士、音乐学士双学位。主修专业为音乐学、哲学和钢琴演奏，曾获该院“音乐学荣誉项目”奖励。主要研究方向为音乐美学及西方音乐史。在读期间担任西方音乐通史课助教。　　　　刘丹霓（1985-），女，音乐学博士，天津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副教授。在西安外国语大学取得学士学位，在上海音乐学院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音乐史。出版译著多部，如《西方音乐史十讲》《音乐、艺术与观念》《浪漫音乐：十九世纪欧洲音乐风格史》《音乐批评的五种哲学视角》《绝对音乐观念》等。

本书特色

从“人性之声”的角度审视音乐的形态和意义，可以在第一音乐（absolute music）和标题音乐（programme music）这两种对立主张之间搭起“桥梁”，后者视之为立论之基，而前者也无法将之轻易剥离。戈尔所质疑的“形式主义”立场及其背后错综复杂的思想体系和思维方式，因而被置于了“人性”——这是音乐作为人类创造物所被内置的因子——这一“砧板”之上加以锤炼：聚缩其内核，翻转其侧面，拉伸其潜能。此间，戈尔并非是要将“形式主义”第一否定，而是以“调合”姿态，兼而从其自身立场出发，寻找其漏洞和薄弱之处，为之注入新的视角和理念，以促使其“升级”和转型。这种既“攻”又“救”的辩证姿态，使戈尔的论述增加了论辩的魅力。这种辩证调合的姿态契合了戈尔在本书中贯穿强调的“双重性”（doubleness，强调矛盾双方的并置共存）哲学立场。全书围绕瓦格纳的音乐思想展开，深入剖析并回应了瓦格纳的言论、作品、思想及其蕴藏的深层政治意涵。瓦格纳的许多言论在深层维度上支持了戈尔此书的中心议题——音乐中的人性之声。这也是为何中译本副标题要点出“瓦格纳”这一关键词的缘由。全书共五章：第一章“隐秘与缄默：音乐及其隐喻导论”，批判性地讨论了形式主义者一贯主张的“音乐只为自身而存在”。作者辨析了“超音乐的”（extramusical）和“非音乐”（non-musical）两个概念，认为形式论者提出的在音乐之外的东西，其实是“超音乐的”，它既和音乐无关，又和音乐有关。第二章“《师傅歌手》：瓦格纳的典范训示”，从历史学、音乐美学、政治学、哲学四个相互关联的论辩角度出发，解读了瓦格纳的这部歌剧。戈尔认为其中表现了“一种具有第一目标的否定性（俗世）美学”，是一部第一第一之作。此章还对比了汉斯立克和瓦格纳的分歧，认为汉斯立克试图对音乐之美做客观科学的描述，将音乐的美限制在了感官经验之中；而瓦格纳则主张音乐是超验的，音乐第一了感官的限制，也第一了经验所能表达的范围。第三章“探问人声：对音乐自律性的重新定位”，进一步阐述了瓦格纳的主张——“歌唱，是人类表达具备共享性的审美和政治意义的基本行为”，并借此拓展对音乐“形式-自律论”的批判。戈尔认为，音乐不能在和社会的隔离中找到自由，而是在社会生活之中，在表达自身时找到了自由。第四章“不第一实践中关于第一表演的对立理想”，辨析了两种表演观：一种是“音乐的第一表演”（the perfect performance of music），另一种是“第一的音乐表演”（the perfect musical performance）。前者最强调依据作品的结构形式，忠实“客观”地执行作曲家的意图；后者最加强调音乐表演中的过程展示，最加强调表演者对作品的“诠释”。戈尔区分这两个概念，意在强调形式主义美学忽视表演者的角色倾向，即偏重作品范畴而非表演范畴。第五章“流亡中的音乐与音乐家：双重人生的浪漫遗产”，探讨了作曲家的创作和第一（民族）身份的关系问题，主要分析了在德国纳粹的迫害下移民美国的欧洲音乐家庭的流亡经历及其引发的创作和文化身份问题。戈尔认为，因为流亡而被迫进入陌生环境的作曲家在事实上过的是一种“双重”生活，这种“双重”生活在思想和实践上都会“涉及两面性、调解性的彼此冲突的理想、产物或条件”。戈尔认为这种“双重性”会让作曲家积极地生活在双重的文化境地之中，而带来创作上的新可能性。戈尔在此对流亡音乐家的“双重”生活状态的论述，回应了她在第一章表露的一个立场，即主张以“双重性”来调合“二元”的对立观。如此，第五章其实是对这一章的补充论证，使全书在结构上有了“首尾呼应”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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