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福义文集:第八卷:文化语言学

作者：邢福义

页数：574页

出版社：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9

ISBN：9787562286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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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邢福义先生是我国语言与语言教育界的知名学者，其出版的著作、发表的文章众多，其许多观点对我国语言学研究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本书特色

社会发展越急剧，人的思想越活跃，语言和文化的交合也就越发加速，越是多姿多彩。
生活在□0世纪90年代的中国，人们由于社会的巨变而激发了聪明才智和丰富的想象力，语言的运用明显地增多了文化的蕴含。常常听到对通俗歌曲语句的非议。我不敢对非议提出非议，却也不敢对非议完全附议。作为歌词，那些听起来“似不通似也通”的语句为什么那么容易流行，容易上口，容易赢得青年人甚至不少中年人和老年人？是不是那里面融入了足以扣人心弦的跟民族心态、民族情调相关的一些文化因素？这也许是个值得深入探讨的命题。
且不说这种尚可讨论的命题。就一般性的语言运用而言，不管人们的思想触角伸向何处，我们几乎可以经常看到语言与文化的巧妙融合。蒋子龙写了一篇《畅叙黎子流》的小说，其中对某些地区、某些部门一、二把手之间闹矛盾发出感慨，说是形成了一条规律：大凡“内战内行”的大多“外战外行”，而□后倒霉的还是老百姓。小说接着写道：“市长和书记之间能够唱’哥俩好’，其他人就会大唱’团结就是力量’。”（《中篇小说选刊》1997年第4期85页）《哥俩好》是一部群众喜爱的喜剧片，《团结就是力量》是一□□喻户晓的歌曲，它们都属于文化。然而，把它们的名称作为一个短语用到动词“唱”的后边，形成一个动宾组合，便能够从语言运用的角度恰到好处地表述了一、二把手搞好团结的重要意义。由于“哥俩好”和“团结就是力量”本是两个名称，其内涵却又十分丰富，其字面却又十分切合意旨，因此话说出来语意双关，不仅显得很有风趣，避免了□板的说理，而且能够打动人，使人深受启迪。这样的精彩用法，表明了语言运用中文化因素的闪光。
一、二把手的团结属于“大事”，我们再来说个日常生活的“小事”。蒋韵《现场逃逸》这篇小说中有这么一段描写：
“鳜鱼是活的吗？死的我可不要。”
“瞧您怎么说话。”跑堂小姐笑吟吟望着他， “能拿死的蒙您
吗？昨天才从海里打捞上来，空运来的。”
小姐飘然而去许久之后，林则才收拢他大张的嘴巴。
“什么时候鳜鱼变成海鱼了？”他问胡石。
“这都不懂？人都下海了，何况鱼？”胡石笑嘻嘻回答。
（《小说月报》1997年第6期71-7□页）
“下海”一词，在1994年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修改本里还只列出三个义项：①到海中去。②（渔民）到海上（捕鱼）。③指业余戏曲演员成为职业演员。1996年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却增加了第四个义项，即：④泛指放弃原来的工作而经营商业。这第四个义项，既是词义问题，又反映了一种新的文化蕴含。现在，假若哪份报纸、哪本杂志上有一篇文章题为“下海”，读者想到的肯定是经商做生意，而不是到海中去、到海上捕鱼或业余演员的职业化。上面的例子，很有意思，它把“下海”的语词本义和新的文化涵义故意搅在一起了。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鳜鱼是淡水鱼，不是海鱼，下海”的“海”跟“海鱼”的“海”已经不是一回事，一个人不会因为“下海”便成为“海人”。跑堂小姐的“广告”没做好，说话出了漏洞，弄巧成拙。林则那一问，已够幽默；胡石这一答，更是出奇制胜，妙语怡人。胡石巧妙地在“海”字上做文章，把二者联系起来构成一个类比推理，跟当今的社会风气开了个小玩笑，让读者也跟着十分开心。这样富于风趣的言语，是才情和智慧的生动反映，这里面同样有着文化因素的闪光。

目录

节选

　　《邢福义文集：文化语言学（第八卷 修订版）》：　　第一节 古文字与古代文化　　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表明，人之所以会超越动物界并沿着自己创造的文化所指引的方向不断发展和进步，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能创造并使用符号；能通过语言和文字总结经验、延续经验，将传统体现在可传授的文献之中，使自己与他人、与祖先、与后代联结在一起，从而得以改造自然、发展自身、组成社会、创造和更新文化，形成历史和传统的意识。所以语言及其书写符号系统——文字的产生，在古文化发生发展过程中有着特殊的意义，探讨古文字与古文化的多种关系，也就成为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而复杂的课题。　　一、文字的产生树立了古文化的界碑　　早在1877年，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摩尔根就在《古代社会》一书中，把“文字的使用”作为野蛮社会与文明社会的界碑，并强调指出：“文字的使用是文明伊始的一个最准确的标志”，“没有文字记载就没有历史，也就没有文明”。后来，许多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例如英国的丹尼尔在《最初的文明》中，又进一步提出以文字的使用、人口五千以上的城市的出现和复杂的礼仪中心的形成作为文明社会的三大标志。随着研究的日益深入，现代文化人类学家已经公认：文字的产生和使用，是古文化发生发展过程中的界碑，是区分野蛮社会与文明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准。　　作为人类用来记录语言、进行交际的约定俗成的可见符号系统，文字的产生和使用为什么能够成为古文化的界碑，对古文化的发生发展起着如此重要的作用呢？　　首先，我们都知道，世界上一些最古老的文字，古苏美尔字、古埃及字、古汉字，不仅都是从原始记事图画、契刻中产生出来的表意文字，而且都是在各自的新石器时代末期和青铜器时代早期这一大致相同的社会文化条件下产生的；它们各自的系统化过程，都分别与各自的奴隶制国家的产生相联系，这就表明，文字的产生是人类历史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是古文化变迁的界碑。　　文字的产生之所以能够促使人类脱离蒙昧、跨入文明的门槛，而成为古文化变迁的界碑，还可以从文字产生以后所起的巨大实际作用中得到说明。　　文字的重要社会作用首先表现在它突破了语言在时间上的局限，使言语得以长久保存，因而也就使社会群体的记忆飞跃性地增长，异代人们之间的交际成为可能。这样一来，群体世世代代都可以高效率地学习并利用祖祖辈辈积累起来的丰富知识和宝贵经验，把前人创造的文化成果变成后人生活实践的基础和发展文化的起点。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字的使用大大有助于民族文化的不断传承、不断创造、不断发展，有助于社会全面地摆脱野蛮状态，进入文明时期。我国汉代卓越的文字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对文字的这一重要社会作用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高度的概括：“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日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啧而不可乱也。”这表明那个时代的人们已经认识到，有了文字，前人才能所以垂后，后人才能所以识古，“本”才可以立，“道”才可以生，人类才能从蒙昧社会上升到文明社会，从而开创“王政之始”。而英国现代著名的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有一段话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启发我们进一步认识文字使用的深远意义：“人类的进步，为人类希望、利益、知识和信仰的新远景打开了大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