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兆良
页数：342页
出版社：安徽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9
ISBN：9787212104634
电子书格式：pdf/epub/txt
内容简介
本书主要内容包括: 医学人文教育概述、医学的产生与发展、医学思维与哲学智慧、社会发展对医学的影响、医学伦理的认识与实践等。
作者简介
王兆良 著，教授，硕士生导师，曾任安徽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理事、安徽省马克思主义学会常务副会长、安徽省马克思主义哲学应用学会副会长等。研究领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早期哲学和意识形态理论等。编著有《社会主义道德读本》（合著）、《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第三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和谐社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等，在各类学术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
目录
第一章 医学人文教育概述
第一节 医学人文教育的科学内涵
一、医学人文教育的概念
二、医学人文教育的重要性
第二节 医学人文教育的历史发展
一、古代医学人文教育
二、近代医学人文教育
三、现代医学人文教育
第三节 医学人文教育的理论基础
一、人的全面发展理论
二、现代人本主义理论
第四节 医学人文教育的主要内容
一、医学法律教育
二、医学伦理教育
三、医学入学教育
第五节 医学人文教育的主要方法
一、案例教学法
二、情景模拟法
三、情感体验法
四、经典阅读法
五、闲暇教育法
六、环境熏陶法
第二章 医学的产生与发展
第一节 医学的起源
一、医学起源的四种学说
二、医学起源的三个阶段
第二节 医学发展与人类健康
一、古代传统医学的健康观
二、近代实验医学的健康观
三、现代系统医学的健康观
第三节 现代医学面临的困境
一、现代医学发展遇到的伦理疑难
二、现代医学对科学技术过度依赖的问题
三、现代医学发展遇到副作用的困境
四、现代医学发展遇到是否可持续发展的困境
第四节 医学模式的转换与发展趋势
一、医学模式的基本概念
二、医学模式的阶段性转换
三、医学模式的未来发展趋势
第三章 医学思维与哲学智慧
第一节 医学的进步推动着哲学的发展
一、医学与哲学是人类理论思维的两种方式
二、医学概念是哲学范畴的重要来源
……
第四章 社会发展对医学的影响
第五章 医学伦理的认识与实践
第六章 医学人文关怀
第七章 医患沟通的理论和实践
第八章 医学美的理论与实践
第九章 医学与法律保障
第十章 生态文明与健康中国
第十一章 医生的职责和使命
后记
节选
《医学人文教育概论》： 政治与医学的研究始于近代，西方医学的发展也与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20世纪70年代中期，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把自己的研究转向了对“生命政治”的探究。他的“生命政治”就是“始于18世纪的行为，它力图将健康、出生率、卫生、寿命、种族等问题合理化”，力图理性地对“人口”的生命体征加以管理和协调。从18世纪开始，现代医学体制逐步开始形成。在福柯眼里，现代医学始终是与政治纠缠不清的，从18世纪到19世纪出现了三种不同的医学体系，每一种都得到了政治权力的支持，形成了“国家医学”。 进入18世纪，一种现代的“人口”观念出现在国家治理的文献中。人口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不再仅仅是从数量上来理解，而是从“质量”上来理解。人口的健康是与国家力量紧密相关的，而威胁健康的“疾病”就不再仅仅是一种个体的问题，而是一个政治层面上的威胁。此时，国家权力需要借助于另外一种力量对人口加以治理。在这种背景下，医学作为一种“治疗”的手段、保障“健康”的科学，理所当然地开始与国家权力交织在了一起。 这种结合发生在18世纪初的普鲁士，福柯称之为“国家医学”。首先，出现了一套完善的疾病监控体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众多的观察点，收集、统计各种疾病的情况；其次，建立了标准化的医学知识体系和从业资格的标准；再次，设立了一些相关的政府部门。由此，普鲁士形成了一个层次分明的健康监督体系。从这时起，医学实际上已经作为一种“健康管理者”进入了政治体系。在这种形式中，个体的健康不再仅仅是一种私人的事件，它要被展示、被调查、被研究，被一种国家机器紧密地包围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讲，医学更加是一个政治化的事件，它为国家治理提供了必要的科学知识和有效的干预手段。由此开始，医学成为一种可以促进国家力量增长的政治机制。对于个体而言，他自身的健康不仅仅是一个私密的领域，而且也是一个与国家整体休戚相关的政治地带。医学的介入不是一种个体的邀请，而是以国家名义展开的政治行为，是一种为了国家健康和国家力量而实施的干预措施。“国家医学”开启了一个时代，从此，医学成为国家组织结构中的关键一环，是国家机制运作中必须求助的科学力量。 福柯将现代社会医学发展中的第二种形式称为“城市医学”。“城市医学”并不是一种直接指向国家健康的医学形式，它更多的是体现在城市的规划和建设中，其主要关切对象是城市的“环境”，即涉及国民健康的城市空间因素。 这种医学形式是伴随着18世纪法国的城市化进程而出现的。当时城市最主要的威胁不是来自于外部，而是来自于城市之中，来自于城市空间被挤压之后产生的恐惧。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种针对城市空间的“隔离”机制出现了。首先，对健康有害的空间要被移到城市边缘，如墓地、屠宰场。这些地带被视为疾病的发源地，是城市健康生活可怕的威胁。其次，对“流通”（城市中空气和水的流通）的控制。拓宽街道，改善河道，拆毁那些阻碍城市空气流通的建筑。第三，对空间的分类和排序。城市中净水和污水的位置要明确划分出来，饮用水与排污管道必须隔离开。实际上，“城市医学”是对城市公共空间的重新分配，是公权力在城市空间中的重新整合……尽管“国家医学”和“城市医学”有着很大的不同，但都是政治需求与医学结合的产物。不可否认，政治权力要依靠医学才能对国家、城市进行管理和干预。在一种“健康”的需求下，现代医学已经渗透进了政治权力的领域。 医学在18世纪的兴起还与一种新的救助经济有关。在18世纪，社会上出现了一种新型的人口类别划分。广义的“贫民”消失了，他们被分成几类：“好的穷人和坏的穷人，顽固的游手好闲者和非自愿的失业者，可以从事一些工作的人和不能从事工作的人。”在这种划分中，“劳动”成为一个重要的标准。 由此，广泛的救济工作消失了。“穷人”被按照是否工作、能否创造价值进行区分，而医学工作所面向的就是那些生病的穷人，是能够通过治疗将他们改造成拥有劳动能力且愿意工作的人。一种新的医学形式出现了：它不仅要担负治疗的责任，更要将生病的穷人改造成一个可以工作、在经济上有用的人。这是现代医疗保障或医疗福利的雏形。19世纪的英国是最早出现这种医学形式的国家，福柯将其称为“劳动力医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