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断代专题文学史丛刊清诗史(上下)/中国断代专题文学史丛刊

作者：严迪昌

页数：989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

ISBN：9787020156702

电子书格式：pdf/epub/txt

内容简介

本书运用“诗文化学”批评方法，关注并契入科举文化、隐逸文化、地域文化、家族文化诸基因，以认辨清代诗歌繁富杂的诸多特定现象，立足于文本本位，采用诗、史互证的方法。书中对那些貌似寻常而内里深沉的人物的解剖，尤能显示著者那看透世事人心的犀利眼光。书中对诗人群体和诗学大家的分析，都选择了独特的切入角度，其论述语言也有着强烈的个人化色彩。著者的踏实学风使该书的学术成就代表了当代清诗研究应有的水准。

作者简介

严迪昌（1936年—2003）曾任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副教授，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带头人。学术著作有《文学风格漫说》、《清词史》、《清诗史》、《阳羡词派研究》、《严迪昌自选论文集》等。

目录

节选

遗民诗界引言
遗民诗群是诗史上的一种复合群体，是特定时代急剧的政治风云激漩盘转中聚汇而成的诗群形态。这是一群“行洁”、“志哀”、“迹奇”，于风刀霜剑的险恶环境中栖身草野，以歌吟寄其幽隐郁结、枕戈泣血之志的悲怆诗人。
按照儒家传统说法，遗逸之士商周之际即已存在，《论语》中“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者，伯夷、叔齐欤”见《微子》篇。云云就是以伯夷、叔齐为逸民史事之冠首的记载。然而从华夏历史的发展言，特别是从封建时代根深柢固地确立起“夷狄华夏”之大防的儒家观念出发，那么真正地在民族战争中汉族王权截断，即所谓“宗国沦亡”的则只有宋、明二朝，所以“孑遗余民”之属，也只存见于元之初与清初顺、康时期。这样，从严格意义上说，东晋末年隐逸诗人之宗的陶潜应是逸民，而当有别于宋、明之季的遗民。凡遗民必是隐逸范畴，但隐逸之士非尽属遗民，“汉官仪”、汉家衣冠的是否沦丧，正是甄别此中差异的历史标志。显然，这之间的差异就在于孑遗之民的不降志、不辱身，其潜在深层心理中已不只是对某姓王朝的忠贞。强烈的民族自尊意识的世代积淀，终于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被充分地淋漓尽致地激发而起。正因为如此，遗民意识中是足能分解析离出爱国主义精神来，成为我们这个民族可贵的精神传统的组合部分。
关于遗民的历史认识意义，黄宗羲在《南雷文定三集·余恭人传》中有个简捷深切的论断：宋之亡也，文（天祥）、陆（秀夫）身殉社稷，而谢翱、方凤、龚开、郑思肖，彷徨草泽之间，卒与文、陆并垂千古。见卷二，四部备要本。浙江古籍出版社《黄宗羲全集》第十册，页五九七。从精神、节操而不徒以行迹论高下，黄氏的史识自有其精辟之处。由此，他在《南雷文约·谢时符先生墓志铭》中既畅论遗民精神是一种天地正气，又扬弃狭隘偏激的消极观念：故遗民者，天地之元气也。然士各有分，朝不坐，宴不与，士之分亦止于不仕而已。所称宋遗民如王炎午者，尝上书速文丞相之死，而己亦未尝废当世之务。是故种瓜卖卜，呼天抢地，纵酒祈死，穴垣通饮馔者，皆过而失中者也。见《文约》卷二。《黄宗羲全集》第十册，页四一○。这当然不应当误解黄宗羲过于持中和折衷态度，事实上他在《文约·时禋谢君墓志铭》里以深沉的悲慨之情写道：余读杜伯原《谷音》，所记二十九人，崟奇历落，或上书，或浮海，或杖剑沉渊，寰宇虽大，此身一日不能自容于其间。以常情测之，非有阡陌，是何怪奇之如是乎？不知乾坤之正气，赋而为刚，不可屈挠。当夫流极之运，无所发越，则号呼呶拏，穿透四溢，必伸之而后止。顾世之人以庐舍血肉销之，以习闻熟见覆之，始指此等之为怪民，不亦冤乎？《黄宗羲全集》第十册，页四二六。黄氏之所以以“亦止于不仕”作为遗民、特别是明遗民的志节界限，就其本意实有修撰有明三百年之历史的愿望在，即所谓“国可灭，史不可灭”之旨。而从清初实际的政治环境的凶险看，“止于不仕”亦正非易事。这形似“隐忍苟活”而实际有所期待或企求有所作为的抗争新朝的“不仕”行径，在顺治初期绝不比杀身成仁容易坚持。清廷对明遗民，尤其是对知名度甚高的才学之士的高压逼迫“出山应召”，或驱赴新开之科举考试，所运用的手段之阴柔和酷烈远较前代为厉。这正是“亡国之戚，何代无之”，而明季的遗民在清初要守志自洁特见艰辛。对此，康熙年问浙东著名史学家邵廷采的《思复堂文集》卷三《明遗民所知传》开篇处有一段重要论述：於乎！明之季年，犹宋之季年也；明之遗民，非犹宋之遗民乎？曰：节固一致，时有不同。宋之季年，如故相马廷鸾等，悠游岩谷竟十余年，无强之出者。其强之出而终死，谢枋得而外，未之有闻也。至明之季年，故臣庄士往往避于浮屠，以贞厥志。非是，则有出而仕矣。僧之中多遗民，自明季始也。余所见章格庵、熊鱼山、金道隐数人，既逃其迹，旋掩其名。窃喜为纪述，惜衰年心思零落，所取益不欲奢。人心亦以机伪，名实鲜真。姑录其耳目得逮可覆稽者，其不为僧而保初服，犹尤尚之。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页二一二。清初遗民僧人之多，是一个特有的文化现象。这现象本身已足以表明要逃脱不薙发不“胡服”，在那“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严酷年代是多么艰难！遁入禅门，缁服袈裟，是当时躲绕锋锐的不得已之一途，虽似下策，亦需毅力和勇气。至于“不为僧而保初服”，并能一再抗拒征召出仕之压力和诱惑，是确实该“尤尚之”的。
清初的遗民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卓尔堪十六卷《明遗民诗》收有作者五百零五人，事实上远不止此数。清末民初孙静庵编著《明遗民录》立小传八百余人，而无锡病骥老人的《序》说：“尝闻之，弘光、永历间，明之宗室遗臣，渡鹿耳依延平（即郑成功）者，凡八百余人；南洋群岛中，明之遗民涉海栖苏门答腊者，凡二千余人。”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页三七二。至于东渡日本的明遗民中，尤多著名诗人文士，他们或为僧，或行医，或讲学，在《长崎纪事》、《长崎志》、《续日本高僧传》以及《李朝实录》等史籍中尚可考见遗民们在东瀛的行迹。
既然这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文化现象，是刻印有深深的时代烙印的群体，那么该群体中的诗人们的深寄以家国沦亡之痛而足能感鬼神、泣风雨的血泪歌吟，自然具有巨大的认识意义和审美价值。遗民诗群的哀苦之篇，不但表现了那个时空间的爱国志士的泣血心态，如鹃啼，如猿哭，如寒蛩之幽鸣，而且记录有大量为史籍所漏缺的湮没了的历史事件，具备一种特为珍贵的“补”史功能。诚如《南雷文约》卷四《万履安先生诗序》所说：今之称杜诗者，以为诗史，亦信然矣。然注杜者，但见以史证诗，未闻以诗补史之阙，虽曰诗史，史固无藉乎诗也。逮乎流极之运，东观兰台，但记事功，而天地之所以不毁，名教之所以仅存者，多在亡国之人物。血心流注，朝露同晞，史于是而亡矣。犹幸野制遥传，苦语难销，此耿耿者，明灭于烂纸昏墨之余，九原可作，地起泥香，庸讵知史亡而后诗作乎？《黄宗羲全集》第十册，页四七。诗当然不是史，也不应是史。然而，史原本是“人”所演进，同代之人则正是那时世的历史见证者。而诗又是乃“人”之心声，当其身处国破家亡，或存没于干戈之际，或行吟在山野之中，凡惊离吊往、访死问生、流徙转辗，目击心感，无非史事之一端，遗民之逸迹，于是必亦与“史”相沟通。南宋末年文天祥《指南录》、《集杜诗》就是关涉当时八闽粤东一线抗元之史实，汪元量《湖山类稿》（又称《水云集》）则备载亡国宗室北迁为俘之苦情，诗足补史。明末清初史事多赖“亡国之人物”哀唱苦吟而不致湮没，更属数量可观。可憾者历经新朝文网之灾，散佚十之八七，所幸其漏网喁鱼，犹时存见。这就为一代清诗起首之章增添着凄楚蕴结、血泪飘萧的悲歌色调。
这原是一个各不相干的，在诗美情趣上颇多径庭的诗人群体。是亡国之痛、破家之哀、风刀霜剑之惨酷遭际，概言之是时代的剧变将他们推进了一个炙心灼肤的大熔炉。共同的命运即使是尚未泯灭他们审美追求上的畛畦，但当他们的心脉在家国之恨上豁然相沟通时，门户之见、宗派习气终于在特定时期淡化了。遗民诗群并没有盟约，可他们在投入和唱时却共谱着一种基调；尽管在诗风上在艺术风格上各自仍有异趣，然而和唱歌吟的声韵却奇妙地谐协着。情思上的通同、认同、相合，诗艺上的歧异观念原自可以化解的，进而也必可融汇渗透、互相吸取，出现一个诗史上的转化期。当诗人们在非常的年代里冷静反思，各自对原所宗奉的或者是抨击的诗风稍稍客观地辨认、审视时，存在于明中叶以来的热衷门户之见的偏激情绪，理当能够廓清。
明遗民诗群从整体上看具有上述超越自己的艺术趋向，这是该诗群复合体的非常值得审辨的诗史现象。有了这种自我超越的智见和勇力，事物始得以演进，认识也得以升华。清代诗歌本可从明人“因”、“变”关系的反复纠结、胶粘不清的历程上挣脱出来，以谋诗的发展有个更灿烂的前景的。然而，历史不以人们的意志而行进，遗民诗风在随着时间推移而渐见消歇时，新的“唐宋门户”意识又复上涨，这或许是时辰未到吧。但遗民诗群在诗艺上的和衷共济风尚是值得大书一笔的。第一章宁镇·淮扬遗民诗群
公元1644年，即明崇祯十七年，岁在甲申。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风暴疾卷、急遽剧变的一个年头。该年农历三月十八日，于民怨沸天的狂潮中崛起的李自成农民武装，转战多年终于挺进由义军将士们以鲜血凝铸的目标，一举摧垮了朱明王朝统治二百七十六年的中央政权，占领了北京。次日，崇祯帝朱由检跣足披发自缢于煤山。据说崇祯自尽时在衣襟上写有“遗诏”，中有“皆诸臣之误朕也”，“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等语。怎样评价崇祯？是励精图治之君，还是刚愎自用、狭隘疑忌的“寡人”？可由历史学家去定评，但从其“遗诏”云云而言，他毕竟只是个盲目的不明世事真谛的封建国君。君临天下的传统观念和视民为子的虚假意识，导引着他临死仍不敢正对一个事实：即他家的这个王朝，从其祖父明万历帝朱翊钧起就已朝向倾垮的趋势急速行驰，戕害子民的统治早变本加厉了。明王朝的覆亡是历史的必然，这连封建阵营中的明智之士都程度不同地，当然又是忧心如焚地先后感觉到了的。问题是历史将如何发展？按封建臣民的观念言，该由谁来重建社稷，整饬纲纪？正当朱由检的所谓“升遐之变，千古异常”之时，百官或“随驾九原”，捐躯矢忠，或从顺“逆”命，“稽首贼庭”。北京城中，尚未镇静，举国缙绅，凄惶与哀悼相杂，震惊莫名而一片混乱之际，强大的满洲铁骑在吴三桂等前导下已趁大顺政权犹未稳固时于五月初三日攻进北京，李自成军队旋即撤出“行在”，从此一蹶不振。清王朝尽管打出过一面代明讨“贼”复仇的旗号，但素受“华夷大防”之教化的汉族臣民无法从感情上接受这种宣传。两三个月之间，风云诡谲，山河迭相失色，“逆贼乱国”转眼间转换成“夷狄入主”，苦难深重的士民们几乎与诰命官绅一起迅即从惊惶迷茫中悲慨愤起，被“异族”的抢夺国柄激怒了。
还在北京皇都走马换旗、政变不测的那几个月时间里，福王朱由崧、鲁王朱以海、唐王朱聿键等相继于南京、绍兴、福州，或建立弘光政权，或监国于浙东，或称帝于闽赣。对大江南北、东南沿海的汉族士民来说，这多少还意味着朱明国祚未尽绝，抗清复国尚存一线命脉。谁知这些朱姓贵族建立的小朝廷，无不颟顸腐朽之至，不到一年即已纷崩瓦解，作了鸟兽散。其中弘光朝本应可以有些作为的，论兵力上游有左良玉水师可扼守长江屏障南京，江北有“四镇”军伍尚抗得一阵南下清兵。可是内有马士英、阮大铖专权跋扈，外被“四镇”统帅悍横挟持，特别是朱由崧十足的荒淫失德，于是八旗锋锐得以势如破竹般渡江南下，只用了年把时间就打垮了江浙闽赣三个小朝廷。江东南除了沿海一带尚继续坚持抗清军事活动，西南还有个桂王朱由榔建立的永历政府外，清王朝实际上已大局在握，难加逆转了。应该说，作为明王朝的孤臣孑遗的遗民生涯的背景，至此始称得是真正展开，而诗歌史上的明遗民群体率先构成的则正在以六朝古都南京为中心的宁、镇、扬一带。
这里原是一个政治敏感地区。南京城东的钟山南麓埋葬着朱明王朝开国之君朱元璋，孝陵的存在不啻是朱姓王朝的神圣象征，最易勾起旧朝臣民对先皇的缅怀。生者固不时涕泪于后湖堤岸，哭祭在梅花山前；即使死去，如莱阳姜埰那样哀唱“若有人兮在，竦剑守重关”，矢志于“鬼亦戍其间”的更不乏其人姜埰（1607—1673），字如农，晚署宣州老兵。崇祯进士，官给事中。陈维崧有《水调歌头》词哀悼其卒逝，小序云：“莱阳姜如农先生，前朝以建言予杖，遣戍宣州。会遘甲申之变，不克往戍所，僦居吴门者几三十年。癸丑夏疾革，遗命家人曰：‘必葬我敬亭之麓。’”陈氏词有“鬼亦戍其间”云。。何况自明成祖迁都北京后，作为“南直隶”的政治、文化中心，此地仍按中央政府模式设置一整套官僚机构。南京六部齐全，调节安置着公卿大臣，犹如北京政权的一个虚幻的影子迤逦了二百多年。而南明第一个政权弘光朝的托足金陵，其淫佚侈靡于危亡时势中，又太容易叫人勾起对历史的反顾，于是，南朝“玉树后庭花”式的金粉旧梦特别具有现实政治的观照意义。石头古城的几乎每块砖瓦、每一方泥土，都可成为遗民们俯仰今昔、悲慨哀伤的媒介。至于清兵南下，殆同风扫落叶般地击垮弘光政权时，宁、镇、扬一带无疑成为血与火的第一线。扬州十日，史可法殉难，留在东南人民心头的惨酷伤痛，岂是短时间内所能抚平？梅花岭史阁部祠墓正可成为宣泄故国之哀的一个窗口。
说起扬州，在清初这是个相当微妙的城市。扬州本不是个政治中心或军事重镇，但它自明代中叶以来，已成为不仅繁华而且文化氛围十分浓重的大邑。漕运，特别是盐政，使这城市成为江东北岸的经济枢纽，而大批徽籍人士的寄寓，他们亦贾亦儒的行径和作风，在此鼓涨起雅俗共赏的文化高潮。此间既汇集有大江上下各类名士雅人，又有足够供他们展开沙龙式文学活动的歌楼舞榭。“扬州十日”的浩劫当然一度使这城市遭到严重破坏，可是对新朝来说，漕运、盐务同样是必需的经济命脉，所以恢复也快。加之，清廷在顺治、康熙之际，先后派遣任职此间的官员，大抵既稳健干练而又风雅卓绝。遗民原也是封建文人，封建文人既有忠爱的教养，又有清狂的习性，而失路彷徨时又往往纵情于声色。以诗酒浇胸中块垒固是常事，放浪形骸、在醇酒妇人之间打发时光也不算道德沦丧。于是，扬州这块既能歌哭、又能风雅的土地，在白门烟柳、秦淮灯火未见复苏的清初，群集、隐居着大批客籍和本地的遗民诗人，成为清初诗坛的一个绝不能轻忽的重心。
特别需要提到的是，扬州虽系运河南北交通的一个集散要地，但毕竟地处江之北，在江南政治中心南京的外围，又远离当时抗清烽火的浙闽沿海。作为政治较为宽松的地域，在扬州四周更有僻冷介乎城乡之间的县邑如兴化、宝应直至今属南通的如皋，那已是近乎江头海角了。这样的地理态势，不管是对有志于恢复行动的还是韬光晦迹者，都是绝好的遁世渊薮。进可以出行向大江南北，退完全能潜处于草堂渔舍；苦闷了不妨到扬州城里倚红偎绿，在曼歌轻舞中大醉一场，寂寥时则轻舟独放一直可以造访到冒辟疆的水绘园前，“得全堂”中既有歌班清唱，又可把杯一倾“国破山河在”的苦情。大量的遗民诗作中确是如此地构成了一幅幅特定环境中的具体景象的。
遗民诗人中是否有不少隐蔽的却又实际的抗清活动？是否存在着秘密的地下反清网络？向来是人们饶有兴趣的话题。然而这该是由清史家来研索并揭示的命题，已不是诗歌史所能承担的。但当顺治十六年（1659）郑成功、张煌言水师三入长江，直驻燕子矶下，包围南京城前，镇江、丹徒、金坛一带作为外沿城邑相继跃迎“王师”，一时大江南北的遗民们为之额手称庆，此中诚有无数蛛丝马迹在，尽管文字载录包括诗作已所存无几。遗民们在那个时期频繁社集，联吟往来于真州与京口之间，将大量的文字挥洒在瓜洲渡和金山、焦山的行止中，当非偶然。事实上在郑、张水师失利，清廷严加绥靖之时，镇江、丹徒等地遭害的诗人文士不在少数，遗民诗作中可以发覆的甚多。这真是一个恢诡多变的年代，而在宁、镇、扬这个空间中尤多行踪诡异的遗民诗群。现按时空先后择其要述论于下。